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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琐忆——选自《六枝文史资料选集(八)》

2019-07-16 10:27浏览数:967 

往事琐忆

作者:杨士昭

 我在六枝特区(郎岱县)农业部门工作和生活了28年往事如烟,许多事都记不得了,唯有几件小事至今难于忘怀。

                  1958年的郎岱县农林水利局

    郎岱县农林水利局是郎岱县人民委员会的职能部门,负责在全县实施农业技术、林业技术、畜牧技术推广工作,组织农田水利建设,推广优良农作物品种和畜禽优良品种等等工作。下设有农业技术推广站、林业工作站、畜牧兽医站、农田水利工作队、气象站和种子公司等二级事业单位。

    1958年7月12日清晨,我和龙元光同志从黄果树出发,沿着未开通的郎黄公路,步行40多公里来到郎岱县城,在县人事局干事熊定方同志和农水局会计王光忠同志的热情接待下,被安排在农推站那间有两张床的办公室里。

    局机关座落在县人民委员会(县政府)大院内东侧的一所小四合院里。院正中是天井,正房座北向南,是局办公室、农田水利工作队和畜牧兽医站的办公地点;东厢房有三间,是农业技术推广站、林业工作站的办公室和保管室;西侧只是一条小走廊,有一道小门通向人委机关的其他科室;大门朝南,是出入的主要通道。那时,办公室和职工宿舍不象现在那么规范,除气象站在城关南门外护城河边有一小幢较象样的房子作办公室和观测室外,其他各站、队、室只能占有一间(十来平方米)既是办公室又是单身汉的宿舍。房内除两张床、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外,再也没有其他设备。畜牧兽医站那间办公室更小,仅有六平方米,只能放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那时的农林水利局,从局长到每个普通工作人员都是常年在乡下工作,谁回来,王光忠会计把门一开,谁就是办公室的主人。碰上全局大集中,回来的人多了,先入为主,后来者就得爬上农田水利队那间较宽的办公室的木制天花板上,摊开行李,就算有了安居之处。

    1958年的县农林水利局人员组成很精干。聂吉甫是副局长、主持全局工作,没有正局长,直到年底才来了肖长明局长。王光忠是局里的会计,他一人包揽着全局里里外外的大量事务,活象大管家。我和龙元光报到那天傍晚,他忙里忙外,安排好住宿又带我们到食堂买饭票就餐。这种同志式、兄弟般的关怀,至今不能忘怀。业务站的技术工作人员也不多,但都能独挡一面。农推站有黄荣兴、刘国楹、李振富、蒋天星、全开政、张喜畅、袁庆祚;农田水利工作队我只认得李星灿和周可仁,其他没有见过面;气象站有程其尧、陈朝君、刘传盛、王国良;种子公司我只和程立东、赵仁平见过面;畜牧兽医站有卢育华、王芳桂、韦洪才、雷文达以及我和龙元光。当时,卢育华站长被县委抽去搞审干工作,虽然同一个站,但互相不相识。直到60年代初,我接他的站长职务后,在长寨公社搞牲畜预防注射时,才由李仲香书记介绍认识。

    那时的县农林水利局多数是单身职工,工作上常年累月下乡,生活很艰苦。领导布置工作之后,不管是天晴还是刮风下大雨,大家都不会借口退缩,背起行李就走。记得有一次,头天决定去岩脚,当晚倾盆大雨,第二天路滑不用说,月亮河水暴涨,但是一行7人二话没说,脱下外衣和鞋袜,头顶着行李背包,硬是半游半趟过了河,一口气爬上“八十步”,天未黑就到了岩脚。同行的还有县妇联的胖主任杨玉珍哩!那些年,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乡,总要带几位农水局的技术干部,每年的中心工作组也少不了这些人参加。对我来说是个锻炼,从中学到不少书本上没有的知识,对提高自己的组织能力和口才起了很大作用。

    在我的印象中,50年代的郎岱县机关同志之间感情很好,象一个大家庭。早上,县长及其科局领导和大家一起,迎着初升的太阳,在大院内的操场上做早操;下午休息之后,在一起打篮球,热热闹闹。农林水利局的球队,总是胜多败少,同县供销社球队的水平不相上下。身材高大的袁庆祚和身材矮小的刘国楹,是球场上的活跃人物,最引人注目。

    平时,郎岱县农林水利局院子内冷冷清清,但到了过年过节大集中时,院落内会骤然热闹起来。这帮单身汉会借此机会唱啊,跳啊,把气氛搞得异常活跃,平时积在心中的酸甜苦涩,通通被吐了出来。特别是夜幕降临,华灯初放的时候,两人一伙三人一帮逛郎岱古城,进小吃店“打平伙”,品尝古城风味。小吃店的风味的确很有特色。那时的郎岱街道虽小,但很整洁,街灯也很明亮。就在那一年的国庆,我不在家,但听人说农林水利局的光棍哥们,在全开政的带领下,居然在县机关的联欢会上登台演唱了《光棍哥》。歌词是”光棍哥阿光棍哥,为何苦闷这样多,寨上的姑娘多很得啊!你心中爱上哪一个……”感情十分真切。

    时过境近,我说的这些同志,有的被推上了领导岗位,有的已经离退休,有的已经作古,有的调离了原单位,有的移居他国,有的解甲归田。现在仍然在农业部门的,看来只有我的同伴龙元光了。种子公司经理程立东是南下老干部,后来他任气象站站长,为人忠厚,是个大好人,可惜在六十年代末因病过早仙逝,至今我还保存着他送的那条小板凳。当年生龙活虎的青年小伙全开政,三十多年都在农村“打滚”,积劳成疾之后仍然坚持工作,他从海南岛培育杂交良种回六枝不久,因患肝癌医治无效,离开了人世。左手能写出流利汉字的张喜畅,于1963年去了香港,后移居美国加州三藩市,1995年怀念故土故友,千里迢迢回到六枝,同亲朋好友团聚。李星灿同志,60年代初,因家境艰难,申请回乡务农,大前年在水城的钟山大道上,我偶然碰上了他,我们的手握得紧紧的,还是30多年前的亲热劲。老局长聂吉甫已经年过古稀,见面时,还是象当年那样笑咪咪的。李廷蛟、黄荣兴已经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安度晚年。

                    西拉牧场的人和事

    西拉牧场是“大跃进”年代郎岱县创建的地方国营牧场。它座落在长寨乡西拉村一带山坡上。场部北面,西拉河由西向东注入补那河,东面,补那河从北向南流入北盘江。在西拉河南北两岸,除县牧场外,北岸有县果木场,南岸上游有县林场,三个场三足鼎立。

    1958年7月,我到郎岱县不久,聂吉甫局长找我谈心,要我去西拉牧场工作一段时间,我愉快地接受了任务。那天清晨,我背上行李,一边走一边操着别扭的普通话问路,一路上,老乡和村干部都非常热情地为我指路,在他们的指引下,经公社驻地(巴赖),爬坡下坎,直下补那河边,趟过补那河在夕阳西下之前爬上西拉坡,找到了牧场场部。所谓场部,实际上只是一间几十平方米的茅草平房,那是全场唯一最大的建筑物,既是办公室又是职工宿舍。草房内全部是泥土地面,有些地方还有巨大的石头裸露,晚上走路时,不小心常会被绊倒。除此之外,就是一间猪圈、二间羊圈和一小间伙房。猪圈、羊圈全是茅草顶,木框架,四面通风透气。那栋最大的茅草屋,右边是场长的办公室兼寝室,有一张床和一张书桌;左边是其他职工宿舍。我去得晚,没有房间,在大门右侧搭了个床铺。

    西拉牧场的干部职工有十来个人,场长张德芳是陇脚人,古铜色的脸,壮实的身躯。听场里职工说,建场初期,他一个人头顶一口煮猪食的大铁锅,从郎岱出发,步行80多里山路,一口气顶到西拉坡上。在任场长之前,张德芳是郎岱县总工会主席,场里的干部职工都叫他张主席。我到牧场那天傍晚,踏进场部大门之前,抬头发现那扇大木门上,不知那位用粉笔歪歪斜斜地写着“张主席万岁”几个字,写字的人可能误认为只要当“主席”就可以“万岁”,就是对张德芳同志的敬仰。我当时刚出校门,经历过“反右”运动的洗礼,知道这几个字的严重性,因此就悄悄地把它擦掉了。张场长为人朴实,那段日子,他象老大哥一样照顾我。场里唯一的干部是康登科,他夫妻俩在补那河东岸的下锅厂分场负责。康登科是解放初期参加革命工作的同志,在当时来说,是个有文化的人。1960年牧场搬迁时,他夫妻同时随迁到郎岱洒志坪桥,先为张德芳的助手,后作陈天觉的助手。1962年机关精简,下放干部,本来他不是下放的对象,但他主动申请回乡务农。那时,我在农水局工作,曾专程去劝他,作为老朋友,我说了一些知心话,他后来也有些回心转意。但是,为时已晚,上级组织已经批准他的申请。那年月,国家机关的组织性纪律性很强,集体研究批准了就无法改,不走也得走,没有后悔药卖。后来我了解到,他并没有回原籍普定,而是在镇宁一个偏僻山村教民办小学,老婆开荒种地。60年代是阶级斗争为纲的突出年代,出身不好的他,日子肯定难过。改革开放之后,他曾来六枝找组织落实政策,也来找我为他作证,但我的帮助对他却无济无事。最后,根据当时的政策,安排他在民政局按月领取原工资的40%作生活补贴。场里的职工还有李昌盛、滕友珍、邓振芬、旦秀华、刘运武、乔朝英等人,还有一些,已经记不清名字了。他们都是郎岱县牧场的第一批开拓者,都曾为郎岱县的畜牧事业作过贡献。现在还在这条战线上奋斗的就只有李昌盛了。滕友珍到特区人大,邓振芬到特区商业部门,旦秀华到了特区水电局。刘运武是西拉村的苗族少年,那时还是个娃娃,原来家里很穷,没有被窝,我在牧场半年时间里,他一直与我同床共枕,亲如弟兄。可惜,牧场搬迁时,他不愿离开故土,仍然留在了西拉老家。

    西拉牧场设备简陋,经营也比较粗放,这是当时历史条件决定的,但它为六枝畜牧事业的发展开了个头。当时全场只有200多头牛,200多只山羊、绵羊和几十头猪。牛没有圈,白天由一个工人放牧,晚上露宿在荒山野岭上,一头头紧紧靠着躺在树林草地上,披星戴月度过一个个黑夜。西拉河,平时清澈见底。涓涓流水,是我每天游泳的好场所。但下雨天,山洪暴发,汹涌澎湃。记得一天晚上,倾盆大雨以后是洪水,牛群在河北岸被暴雨打得东逃西散。第二天场长和职工都非常着急。我那时年轻,水性好,便自告奋勇迎着急流游过对岸,把分散的牛群逐一集中起来。牛羊的饲养管理方式很粗放,放牧人只要用一根线把一块岩盐吊在竹杆上,在羊群前面边逗边走,整个羊群就会跟着头羊往前跑。每天清晨,太阳升起的时候,在牧场工人的逗引下,羊群象云朵一般飘上山坡,夕阳西下时,羊群又象流水般涌进那透明的羊圈。猪的饲养,全靠女工上山割猪草喂养。西拉坡上的草丛里寄生虫很多,绵羊、山羊都深受其害,特别是脑包虫,威胁最大,场里的设备差,药物奇缺,所以死羊是经常的事。我那时刚出学校,没有实践经验,照搬书本,羊病死了,解剖以后就埋掉,不准职工吃。

 牧场、林场、果木场同在西拉河谷,三场的职工之间来往密切,共一个党支部、团支部。共青团支部书记是康廷智,贵阳林校毕业后在西拉林场当技术员。团支部组织委员胡良萱,是果木场的技术员,我任宣传委员。有一年中秋节的晚上,三个场的职工在一起联欢,由团支部组织青年职工表演节目。

 西拉牧场两面高山、两条河,油、盐、米及其他生活用品都必须到补那河东的新场街上去购买。如果碰上连天大雨河水上涨,过不了河就惨了,一日三餐只能围火堆创洋芋,“吹吹拍拍”,即使是这样,全场职工也没有叫苦的,仍然十分乐观。

   1960年牧场迁至洒志坪桥。这地方原是国营洒志劳改农场的一个中队所在地,居住条件、生活条件和牲畜的圈栏设备都比西拦好。头年,还是张德芳任场长,后来张场长调任花德河林场场长,陈天觉接任场长。陈天觉原是郎岱区区长,是土改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基层工作经验很丰富,工作总是一步一个脚印,为人也好,因此大家仍然叫他老区长。困难时期,从水城来了一批逃荒者,约20多人,有男有女,统统被收进场里当工人。以前的人事工作不规范,招工人不需批准,稀里糊涂的收了进来,过了好多年以后才补办手续。现在种畜场里还有这批人,如段明珍夫妻俩。场里的技术人员,原先是龙元光,后来是关富华。李昌盛一直是那里的兽医。牧场下放后,他又随陈天觉场长到了种畜场,可说是献了青春献终身。

                    “报纸”引出来的虚惊

    1959年上半年,我被肖长明局长派往堕却的管口牧场蹲点。

    箐口牧场是堕却公社(大公社、相当于区级)办的牧场,是“大跃进”的产物。它座落在堕却公社管口管理区的小那闹(落水洞)、小落帮底、芦茅塘、碗厂、长等一带,草场面积很宽。国家的军马场曾经在这一带。

    那年初春,刚过完春节,连日大雪纷飞,山上山下一片雪亮。我背着行李由郎借经捞河,先到堕却公社蒋秘书那里报到,然后踏着白雪,深一步浅一步的来到等口管理区。管理区设在小山包上,只有二、三户人家。管理区的办公室是一栋两间厢房加一间堂屋的茅草房。那天晚上,管理区总支书李玉伦接待并妥善安排了我的食宿。李书记为人热情、忠厚,当地群众都叫他李政委。第二天一大清早,他带着我翻过一座座白雪皑皑的大山,把我安排在水落洞农民杨正中家。杨正中箐口牧场的兽医,他妻子孔祥珍是全县有名的养猪模范,一人养有大猪小猪100多头。在他家,我第一次尝到了苦养饭、苦养耙。苦养实则不苦,苦中带甜,美味可口。后来为了工作方便,我搬到场部小落帮底姓李的一户农民家住。

    箐口牧场饲养的牛马约500多头,山羊绵羊几百只,猪一千多头,号称万头猪场。牧场的管理方式很简单,牛、马、羊、猪一齐上山放牧。实行集体所有,分户饲养。大约在当年5月份,由我带队,又从威宁种羊场调进新疆细毛羊80多只。

    我在箐口牧场半年中,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为所有的牲畜打了预防针,二是组建了牲畜配种站。牲畜配种站当时在全县还是第一家。配种员欧如秀,她曾多次出席县里的表彰大会。牲畜配种工作也被作为新生事物加以推广。

    1959年4月份,贵阳畜牧兽医学校来了一批师生,在一个上海籍老师带领下到牧场实习。这批学生大部分是上海籍的中专三年级学生,也有几名专科一年级学生。他们住在牛圈楼上,与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一天上午,老师正在给学生上课,忽然远处传来“豹子来了”的喊声,当即引起骚动,40多名学生惊慌失措,往牛圈楼上钻。我闻讯赶来,一打听,原来是堕却邮电所的投递员送报纸时在远处大声喊报纸来了,而被误听成“豹子来了”。后来我想,作为中国第一大城市来的青年男女(多数是女生),在那偏僻的荒山野岭,由于语言的障碍而带来的惊慌失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1959年秋,我离开牧场到农业中学任教时,县委还在这里召开了全县畜牧工作现场会。

                    郎岱县农业中学

    郎岱县农业中学是郎岱县农林水利局的下属单位,创办于大跃进年代。原校址在郎岱城关东门外一里多路的东山顶上。东山是郎岱县十景之一,古时称“东山早霞”、“东山望气”。《郎岱县访稿》中说:“黎明登望,早霞灿灿,古木四周,丹阁矗汉。”《安顺府志》中也记载:“城东门外之东山寺,其上古树婆娑,四时青翠,梵宇幽深,为城东之胜”。1959年秋,我被组织派到郎岱农业中学任教,一登东山就有上述感受,唯一的遗憾,就是东岳大帝及十二阎君之塑像,随着破四旧而被砸了。国营东山农场场部就在东山脚,有一条石阶梯路盘绕而上东山顶。山顶平而宽,东岳大帝庙正殿约十多米高,座西向东,木瓦结构,分三层。底层当时已经隔为两个教室,右边为一年级教室,左边为二年级教室。二楼是我和赵仁平、陈学俊三人的宿舍,各占一个边角。正殿前右厢房,原是十二阎君的殿堂,那时已经辟为学生的宿舍;左厢房是新修的泥墙草顶屋,是副校长雷乃干的临时宿舍和办公室。山的东面有一口泉水井,井水甘甜清爽,是全校师生的饮用水。山顶上还有约半亩的空地,全校师生把它开辟为蔬莱地,由于士质肥沃,种出来的大白菜香甜可口。

    初办时,东山农场场长宋鹤水兼校长,但只是挂个名,主持工作实际上是雷乃干。雷乃干是江西老表,解放前夕从南京军大毕业,随军进贵州。他开始是县政府秘书,接着担任文教科长,随后调农中任职。他是个党外人士,但工作能力强,也喜欢写点文章在报上发表,60年代初调往晴隆,在农业局任职。我去了不久,县委又派来了贾书记,是个老实忠厚文化素养好的老干部,既统管全校的政治思想工作,又兼教政治。后来因工作需要,贾书记和郎岱中学的王敬祠书记对调,王书记又当了我们的书记。王敬祠是1937年红军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文化不高,但很有原则性,农中撤消之后,他调到六枝市盐巴公司当经理。学校的教师,除我以外有余志祥、赵仁平、陈学俊。余志祥教两个班的语文,他也是江西老表,二野军大学员,解放前夕随军西进解放郎岱的老同志,写得一手工整的好字,语文底子很厚,也是爱写文章,经常为省报撰稿;赵仁平是二年级的班主任,教物理、化学和二年级的几何、代数;陈学俊主要教农业科技知识方面的科目。我是一年级的班主任,教一年级的数学和两个年级的畜牧基础知识,同时还兼学校团支部书记。

    1959年秋至1960年春,全校学生110多人,设初中一年级、二年级。一年级的学生是1959年秋季全县中考统一招生录取的,二年级是1958年中考录取的。学生大部分是农村的,少数是城镇人口。学生入学以后,免收学杂费,生活费全部由县财政拨支,困难的学生还可以得点零花钱,其模式与省内中等专业学校相似。教学上,除了一般普通中学一、二年级的全部课程外,另加农业、畜牧专业课。教学方法是理论联系实际,按需施教,学用一致,与劳动生产相结合。初中课程还参加全县统一考试;专业课程,还要到东山农场去搞实验,以便与生产实践相结合。因此,学生负担比较重,不论男生女生都得住校。1959年郎黄公路还未通车,有些路段正在修,东山脚那段路就是我们师生100多人用汗水铺成的,也算是永远的留念吧!

    那时,学校师生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那年9月下旬,我在上课时突然昏倒,学生轮流把我背到县医院,经诊断是想了甲型肝炎。住院期间,校长、支书、教师、学生都来看望。医院里的医生、护士的医德医风也很好,除了看病诊断治疗认真之外,护士的服务态度特好,端屎尿,送饭等样样都做,比亲人还亲。由于医、护士们的关照,我很快就康复了。回到学校后,许多学生还从家里拿来红糖、蜂糖送给我,对我的身体迅速康复起了很大作用。

    1960年,学校搬到金家坪。金家坪在洒志磨盘河流域的半坡上,原是酒志劳改农场的场部。砖瓦房都有好几栋,还有油榨房,牲畜饲养圈,比起东山来宽敞多了。当时划给农中的田有几十亩,旱地有一百多亩,还有成千亩的青杠树林和几片果林。劳改农场未撤的时候,有个岩脚人,叫龙幼安,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对果树、蔬菜及其他农作物栽培很有研究。在他的技术指导下,给我们学校留下了一片片梨子、苹果和其他果树林,以及一片良好的蔬菜地。1960年秋,学校又招收一批新生,设一、二、三年级,学生人数达到160多人,教师增加了郭其华、李振富、姜林。郭和李是夫妻,一个教林业,一个教农学。姜林是落别纳骂人,任普通课教师。另外还有职员和一些农业工人及饲养员。那时,学生的劳务太重,对学习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勤工俭学的口号下,除了种水稻、小麦、蔬菜之类外,还要砍青杠树烧炭卖、制作魔芋豆腐等,增加班会费的收入。那年学校的胡萝卜、马桩萝卜特好,卖了不少钱。水稻、小麦收成也不错。在三年困难时期,郎岱农业中学是个避风港,师生们的肚子天天都填得满满的。就是有件事一直使我不安,学校后面那片青杠树林砍光后,露出了一片片岩石山,从此再也难见到树林,从水土保持的角度上讲,是个大破坏。

    1961年底,根据六枝县委的指示,学校停办,县水电局从二、三年级学生中抽十多名当水利辅导员。其余学生回到农村成为生产队的骨干,在农业技术推广中的确起了很大作用。后来,有些学生参加升学考试进入各类中专,成为国家干部、医生等;有的成为基层的领导干部。学校的教师也重新分配工作,我和赵仁平第一批离开学校,参加1961年底至1962年初的“整风整社”工作。郭其华夫妻后来到林业局。姜林下放回老家务农,后来成为落别区某乡的党委书记。余志祥到其他中学当教员。陈学俊在贵阳农校就读时,被错划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每月才给15元生活费,很苦,既养不起自己,也没法讨老婆成家,农中解散后,到郎岱某生产队插队务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的问题才得到落实,纠正了冤案,重新安排到六枝特区农业局良种场工作。夏国华任六盘水市委书记的第一年,陈学俊找到了这位老同学,几经周折,调回了老家水城,在钟山区农业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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