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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六枝农业科学研究所——选自《六枝文史资料选集(八)》

2019-06-21 08:55浏览数:404 

忆六枝农业科学研究所

作者:吴邦骥

 六枝农业科学研究所,始建于1960年夏秋之交,当时由于征拨试验田地,所址用地有困难,只好租用渔塘乡合丰生产队的13亩田地作试验,科技人员、农工暂时借住社员的房屋。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科学文化教育方面,要加强科学、技术的研究,特别要注意对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在这一精神指引下,1962年夏季六枝市委(当时六枝称市)划拨云盘公社青龙大队田地20亩(其中稻田11亩,旱地9亩)给农科所作试验研究用地,并将已停办的县农具厂的三幢十多间房屋给农科所作所址,这样,农科所的办公室、实验室、职工宿舍和伙房等都有了着落。于是在1962年的冬季,农科所从合丰迁到青龙大队的青杠林,当时农科所技术员有我、帅毓英、刘光玉、索正懿和4名农工。此外还有政治、业务书籍三十多册和少量的简易玻璃仪器、农具,可怜到连极需的风簸、挞斗都没有。

    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农科所始终坚持“试验、示范、繁殖、推广”的方针。从1963年到1966年就引进150多个品种(品系)作试验,经我们试验行之有效推广出去的粮食作物良种20个、3000多斤,供试品种25个、200多斤;油料作物良种5个、300多斤,供试品种15个、100多斤。粮油作物推广面积上万亩,推广单位78个,包括市委样板田、良种繁殖场、8个区农推站基点和一些重点生产队。在推广上作到种子不良不纯不出所。据所里调查,引用我所良种的,在同块田地栽种,比其原有当家种一般增产10-15%,高的达到20%。我们还帮助邻近社队建立科学试验小组,以所带队,向他们传授“良种、良法”,培养永不离队的农民技术员,深得社员们的欢迎和好评。1965年云盘公社党委书记陈登亮同志在总结公社的重点试验田青龙五队丰产时,语重心长地在大会上说:青龙五队科学种田,能获得大面积丰产增收,是与农科所的大力支持、帮助分不开的。

    农科所成立以来,经费主要靠政府拨款,1964年,政府拨给农科所经费645元,当年农科所上交国家460元,国家实际投资仅185元,比1960年投资的1200元,减少84.58%。以后国家对农科所投资,1965年是286元,1966年183元。农科所的产值,1965年是850元,1966年是876元。产值与投资相抵,农科所实际向国家上交金额:1965年是564元,1966年是693元。这样,农科所在发挥良种引进、改良、推广作用的同时,还向国家作出了贡献。

    那些年,农科所人手少,经费缺,我们克服重重困难,勤俭办实验。196年以前,农科所技术人员还较多,也没有抽人参加“中心工作”,1964年,技术人员减少到3人,还要抽出一人常年在外参加“中心工作”,业务就由留所的两人来完成。到了65年,又抽出一人参加“中心工作”,这样,三人的任务就落到留所的那个女同志一人身上,她在一年中还参加了150多天生产劳动,且仍将所的工作完成得不错。在科研生产上,63年,农科所花了100多元租生产队秧田育秧,请社员帮忙打田、插秧和收割;64年,所里开始在自己的稻田育秧,节约了数十元开支,但还是花了81元钱请了124个零工(天工)帮忙;65年到生产繁忙的时候,六枝市委把机关的同志们组织起来,由党办主任付应祥带队分批来所里劳动,加上所里的同志,当年的农活就没有再请零工了。这样一来,就节约了近百元的开支。

    当时,六枝市的领导对农科所的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六枝市委书记常宗惠同志,就是个热爱科学试验,支持科研工作的好领导。他隔一月或半月就要步行到农科所,独自或叫上所里的同志一同察看科研试验田的作物生长情况,总爱向我们问些为什么,也常常问我们技术人员有些什么想法,所里有什么问题、困难需要解决。当我向常书记讲到农科所的房屋还不够用,经费上有困难时,常书记当即表态:房子不够,我叫组织部赵部长从党校划两三间给你们就是了;经费问题,我给农工部屈部长讲讲,请他考虑解决。不久,两件事都得到了解决。64年的秋天,水源队事先未与我们商量就将建房材料及修建工具搬进农科所的“盘县1号”小麦繁殖示范地,当我们与水源队争论不休的时候,水源队用小车将市委副书记史世林接到现场。史书记问道:“水源队想用这片地建房,邦骥同志,你的意见如何,给了这片地对你们的工作影响大不大?”我说:“我块地里的小麦是从盘县引进的,我们试验下来的效果很好,现在正在这块地里进行繁殖,准备推广,若毁了青苗,这个试验就算全毁掉了。”史书记听了我的汇报,当即就对水源队的人说:“这块试验地,不能让给你们建房。”水源队的人听后,只得搬出了堆放在地中的木料与铁架之类的东西。这样,我们繁殖的“盘县1号”小麦才得以推广到各区栽种。此外农工部长屈新田、农业局长田庆云等领导,常常利用到外地开会、学习、参观的机会,带回一些外地良种交给我们试验、鉴定,还时常在下乡工作时,带上我们的良种,送给社员,这对良种的推广起了很大的作用。市里召开农村工作会议,劳模会议,市领导们总要向大家介绍农科所,组织与会人员到所中的田地上参观,号召社队用农科所的良种,对我们的工作推动很大。

    我们在开展科研试验的同时,还加强对职工的主观世界的改造。原来所中有个别同志种什么作物就吃什么作物,因而影响了良种的提供。我调来后这种作法仍然存在。因此,我专门组织全体职工反复学习《中央二十三条》,并认真开展讨论。经过学习讨论,大家思想提高了,认识到,不论任何时候,多吃多占都是错误的,从而逐渐杜绝了个别同志的错误作法,故而从1964年到1966年,除留下所需的种子、牲畜饲料外,累计推广出去的良种在3000斤以上,向国家提供商品粮8200多斤。同时我们还在不影响科学实验的前提下,自己动手,种植蔬菜,增加收入,改善科研条件。所里的田地,以施农家肥为主,既节省了开支,又改良了土壤,实现了人换思想,地变貌。

    我们开展的科研课题,总是以当时、当地生产中的关键问题为出发点,课题来自于生产,科研紧密结合生产,并且借鉴“询之老农,验之行事”的成功经验,每当科研、生产关键性环节,便邀请邻近社队的老农来农科所座谈研究,或者派出技术人员下到生产队与社员一起探索,共同试验,使问题能得以解决。仅在1964年的2至9月期间,我们先后邀请青龙大队各生产队的队干部、老农20人四次到所中,协助我们修订课题、技术措施,进行田间品种鉴定。1965年秋天,我们又派出技术人员带着良种良法到市良种场协助开展粮油作物和绿肥的实验课题,同时,通过他们将良种场几年来引种我所良种的情况搜集反馈回所,既推动了生产,又丰富了我们的科研内容。

    那些年,为了打开工作局面,我们总是见缝插针,不放弃任何机会来宣传,推广良种、良法。市(县)里只要一召开有关农业、农村工作方面的会议,我们会前就赶印技术资料,会议期间就带上良种、良法简介到会上分送;再加上领导们的关心、支持,推广工作均取得成效。

    良种推出去,仅仅是开了个头,还有大量工作有待我们去开展。我们往往采用请进来,走出去,用事实说话的办法来打消群众对良种良法的疑虑,以推动工作的开展。开始,社员们看到所里栽种的小麦长势很好,纷纷议论说是全靠化肥堆出来的,还说好苗只能长在好地里,富家儿女穷家养不大。于是所里采取换种栽种对比的办法,64、65年,农科所把“阿波”、“矮杆红”、“盘县一号”三个小麦良种给青龙五队,让他们在同块地里与他们的当家种“矮粒多”栽种对比,又将该队常规种“中农28”拿到所中作品比试验。通过将“富家女儿嫁到穷家,穷家女儿接到富家”。在同等条件下,所里给生产队的三个小麦品种比生产队的当家种增产15-20%,农科所栽种生产队的“中农28”也比所里的良种产量低25%左右。在事实面前,社员们心悦诚服地说:良种、良法增产作用就是大。当年青龙大队的社员不知道磷化肥的效用,有的社员将买氮化肥搭配的磷化肥,一背出场口就翻倒在路旁。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就向群众说明“氮、磷、钾”三种肥料的作用及相互的不可替代性,同时派出技术人员到生产队与社员共同搞磷肥活秋根的试验,验收结果,用磷肥的秧苗提早分蘖10天,早成熟15天,而且每亩增产18.5%。在改味菜撒(点)播为条直播或育苗移栽的栽种革新,我们也采事请社员来所里参观,与社员共搞试验对比的办法来推广。

 经过实践的检验,群众对我们更加相信了,我们的工作也顺利多了。1965年,县里号召大种粳稻。青龙大队的社员由于尚未掌握“三粳”的有关栽种技术,过去搞了几次大面积栽种,结果都不理想。于是抵触情绪很大,都不愿种植,还给粳稻总结出五大缺点:产量低,生长期长,耽误小季,耗肥大扯瘦田地,难脱粒,不涨饭。面对这种情况,农科所根据自身栽种梗稻的经验,总结出梗稻的五大优点:米质粘而柔软;味香,是挞尔粑的主要原料;因难脱粒,挑运时不易洒落谷粒;矮秆适于规范密植栽培,以主穗为主夺高产、无论栽于肥田瘦田都抗倒伏,易收割,少花工;由于抗倒伏,谷粒不致生芽或霉烂,保增收。经过反复向社员们宣传粳稻的五大优点,加上群众对我们的信任,粳稻栽种终于得到大面积推广。几年的工作实践,使我们深深体会到,要推广开良种,首先我们自己就要作出样板,搞好示范,然后邀请社员们来参观,鉴定作物品种的优劣,用事实说服群众,仅在64年一年里,到农科所参观的社员就达500多人(次)。每次参观都结合田间鉴定,给作物品种排队,参观者认定是良种当即要求引种,如“阿波”小麦,参观者开口便说至少要引种百把斤,再如油菜“黔油23”,参观者开口也说要引种二十斤。66年,我们又无偿调给县委样板田—前坡大队“阿波”麦种360斤,种下后生长很好,县委又组织各区社队干部及群众数百人分批去参观,于是“阿波”小麦就从农科所——样板田——推广到全县各个社队了。

    郎岱县农科所,在试验、示范、繁殖和推广良种的同时,也成为县委培养农业科技人才的熔炉。到1965年时,工作在郎岱农业战线,毕业于农业大学的10人中,李逢时、索正懿、朱惠良、柯惠贤、刘光玉、帅毓英和我7人一出校门就被分配在农科所工作,工作一段时间之后,才又调出重新安排工作。这些同志在农科所工作时,深入科研、生产第一线,将理论运用到生产实践中去,不断从实践中印证自己所学理论,丰富自己的理论知识,成为劳动化的知识分子,既懂理论,又能实践,离所后到农业战线的各个岗位,都成了技术骨干,深受群众的好评,同行们的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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