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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时期浮夸风拾零——选自《六枝文史资料选集(八)》

2019-05-22 09:32浏览数:464 

“大跃进”时期浮夸风拾零

作者:罗克卫

   1957年10月,郎岱县委组成一个12人的工作组,进驻岩脚区阿岔乡,搞农村鸣放试点。我任组长,县委农工部长陈居卿带队,加上乡里6名领导,每个高、初级社都有人具体负责。白天晚上,召开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干部会、群众会,鸣放、辩论、批判,斗争四类分子。紧张异常地搞了一个多月,竟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奇迹。原先沸沸扬扬的各种议论一下子风平浪静。在前段时间里到处泛滥的跳神闹鬼、赶会拜树,香烟缭绕、纸钱飞灰的怪诞活动突然销声匿迹,群众变得十分听话,指东决不向西。这种极不寻常的变化,使我叹服,也使我惊讶。

    试点结束后,陈部长回县去了,工作组留下,转入正常工作。不久,工作组的组员们陆续接到通知回原单位,只剩我这个没有车马炮卒的老将守着空营。

    1958年2月,乡党委书记刘绍文到区委开会回来,传达任务是大搞春季积肥群众运动。他和乡长李成周同我商定后,分工负责,经过艰苦深入的宣传发动,群众立即行动起来,满山遍野都是积肥人,进展快,效果好,6天中每亩耕地新增肥料87斤。我在欣慰之余,怀疑其中可能有虚数。谁知,区委第一次周末评比,别的乡新增亩肥已达3至4百斤,阿岔乡是倒数第一。刘书记从区里回来,立即召开紧急干部会,各高、初级社队长以上领导人员都参加,要求全民投入积肥,坚决赶上去。我和乡的领导都成了“拼命三郎”。每人买了一个背箩,一个拐耙子,自己做了一个猪屎夹,带头上山拣粪,同时督促群众积肥。在实践中,拐耙子成了累赘,就放弃不用,只用猪屎夹。后来,凡是干粪,都用手拣起向后丢进背箩,便捷快当;遇到稀湿的才用竹夹。乡政府前院的粪堆迅速增高,群众积肥形势更为喜人,每亩新增肥料达到197斤,大家估计不会再背榜了。可是,区委第二次周评,阿岔乡不仅是耍尾巴龙,而且差距拉得更大,有的乡已超过2千斤。我们不甘落后,又进一步发动群众割野草和嫩枝树叶,搞堆肥、沤肥。然而,这里才初见眉目,人家已跨过5千斤大关,有的还达到了8千斤。我疑惑不解,茫然不知所措。一天,乡长李成周和文书黄恭伦来找我,说:“我们弄清楚啦!人家的肥料是笔尖积出来的。上次评比,我们说要多报点,你硬不同意。再勒住马蟹不放,我们的腰杆要着压断啰!”黄恭伦又说:“你装个不晓得就行。有过有错,我领就是。”我说:“戴着个落后帽子,我同样难受。但是,讲假话是不对的,是原则错误,不能搞。”两人投来怨苦的目光,快快而去。恰巧,第二天,通知我回县,使我从上下难做人的尴尬境地解脱出来,赶紧打起背包,当天下午就离开了。不久,县里召开农村工作大会,我在会上碰到阿岔乡党委书记刘绍文,他说:“各项工作都上去了。”阿弥陀佛!

 县里的农村工作会是又一次大跃进动员誓师会,气氛空前,高潮迭起。一位区委书记在大会上发言:“我们区今年要达到粮食亩产双千斤,力争打个滚。”气魄宏大,态度严肃,提法新颖,给人们留下了极深印象。可是,后来的发言人又以更高的“计划”指标和更激动人心的战斗口号把它淹没了,并且使那位区委书记显得保守落后了。

    同年8月,我奉派带领工作组到新场区黑塘乡,建立黑塘人民公社。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相互穿插进行的群众运动浪潮。例如鸡毛夹火炭地推进农具机械化、半自动化、自动化运动,后期涌起一个巨浪,要求五天实现马车、鸡公车滚珠轴承化。黑塘公社大山纵横,重叠贯连,当时,有车无处用,怎么个“化”法?我心里干着急。一天,区里送来30套制造滚珠的工具和一包铁粒子。每套工具由一根长约15厘米,直径2厘米的钢条和一块10厘米见方、1厘米厚的钢板组成,钢条的一端和钢板的中部,有一个直径1.5厘米的半圆形凹坑,把铁粒放进坑里,用钢条罩住,再用铁锤砸钢条,使铁粒翻转挤压成圆形,就是滚珠了。当夜,工作组和公社领导干部召集了一批男劳力,分散在街边屋檐下,凑着玻璃灯干起来。开始时,叮叮砸击声密集悦耳,以后逐渐疏落,至凌晨4时,只剩下公社和工作组的同志。一夜苦拼,满手血泡,共制成滚珠150多颗。有人抓了在公社仅有的属于文书专用的玻璃板上试试,这些有楼有角的奇形怪状的东西只会跳,不会滚。我担心交不了差,幸亏上边后来没有过问,也没叫再搞。

    1959年7月,县委书记给我一个紧急任务,说××公社的一个生产队每亩稻田追施优质肥1万斤,130亩稻田无一遗漏,要赶快总结,上报下发,普遍推广。我一天半步行130华里赶到公社,要求立马到生产队去。公社书记说那个队长走亲成去了,晚上才回来;公社干部都下村了,无人带路。硬把我留住了一夜。次日上午9时,派一位社干带路,走了十多华里,遥指着前面半山上的小寨说:“那就是。我回去啦!”我找到队长,是一个三十多岁、眼神灵动的壮实汉子。他介绍了稻田普遍追施万斤肥的经验,我总觉得不具体,没有真实感人的情节,再问也理不出头绪,就请他带到田间去。那是5小块山洼滥田,面积不到2亩,栽的是三角丛植秧,苗高近尺,田水为黑红色。我问用的什么肥料,说是优质圈肥。我下田翻寻,没有。他说是用颗粒肥,放在三角秧窝里,时间才5天。我逐窝掏摸,还是没有。最后他说了老实话:“是拆了三户人家的炕笆簧,分散泡到田里,昨天下午得到通知,说上边要来总结,我才把竹竿收走的。”我问:别处还有追肥的稻田吗?他不说话。临行,建议他把这个真实情况向公社作一更正。他惶恐地说:“我是错了。要打要骂,请你在这里处罚,打几耳巴、给几脚,我都领受。要叫我去公社更正,我死也不敢。白旗不好栳,右倾帽帽不好戴哟!”回到县里,如实作了汇报,县委书记没有说什么。

    1960年春,我又回到县委重点东山工作组。在一个通宵猛雨的第二天清晨,我逐村督促抢水打田。来到朝天塞生产队的小坡上,见一个五十多岁的男子在田里搬犁饼,大约半亩的田里有7个屯箩样的犁饼堆,他在一块块地拆平。我问是怎么一回事?他骂了一句脏话,愤愤地说:“这是工作组的XX做的好事嘛!去年冬天,逼着社员把犁饼摆起来,顶上淋一瓢粪水,插一面小小的纸红旗,叫做堆肥。另外,又叫我们拿一些谷草放在堆中点火烧掉,使犁饼有点烟火色,叫做熏肥。他只顾做假,也不管社员是咋个骂他的。昨晚这场透雨,我天昏昏亮就吆牛赶来。如果不是拆他的这些‘牛脑壳’,田已打得一半,这一田水就保住了。一耽搁,水都漏完啦!”他紧咬牙关,鼻翼一煽一煽地出大气。经他一提,我才注意到犁耙平躺在田埂上,一头水母牛在不远处悠闲地吃草。我又问:“上边没来检查过?”那位朴实庄稼汉子一声长叹:“唉!小瞎子哄大瞎子,其实上下心中都有数。你敢报,我就敢信,巴不得你多报些,哪个来检查哟!”他把一块犁饼甩出去,直起腰来,说:“去年秋天,××逼着社员接连搞夜战。后来发现,他在人群中晃几晃就梭进屋里睡觉。以后他一喊出夜工,社员们都“听话’地拿起农具、提起玻璃灯从前门出去,到了地里田间,找一根棍子插进土里,挂上灯,又从后门摸回家来。××住宿的老朱家的奶奶说:“××同志醒来,从窗口一看,田坝山坡到处都是灯,倒头又睡了。’象他那样精叫人,当真不晓得人家在和他躲猫猫?不过是有时张只眼、闭只眼,有时两只都闭上罢了。社员哄干部,小干部哄大干部,供去哄来,遭殃的是国家,是老百姓。”临走时,他嘱咐我说:“今天,跟你讲了这么多鬼话”,一来是憋得太了,二来是老相识,你该不会当作材料去上头汇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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