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详情

回忆郎岱县第一个互助合作重点乡——六七小乡——选自《六枝文史资料选集(八)》

2019-05-15 09:03浏览数:541 


回忆郎岱县第一个互助合作

重点乡——六七小乡

作者:付应祥

   1952年8月2日,我在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习结束后,回到郎岱县,随即分配到县委宣传部工作。当时宣传部部长是常宗惠,副部长是王洪昌,通讯干事是王慧斌,理论教员是黄协中,我任宣传干事,共5人组成。报到不久,即被抽调参加县委工作组,搞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试点乡。先任组员,后任组长。从1952年9月到1955年3月,近两年半时间,亲身经历了组织农业互助组、建立农业初级社的整个过程。现记述如下。

    1952年下半年,郎岱县除了少数三类村需要继续改造之外,全县土地改革已经基本结束。当时广大贫雇农虽然分得了土地,但没有耕牛、农具、种子,发展生产仍然十分困难。地方各级领导对土地改革以后,如何深入开展农村工作也感到思路不明确。正在这个时候,党中央公布了《开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中共贵州省委、安顺地委立即贯彻执行,分别发出红头文件,提出具体实施意见。《决议》指出,各级领导都要搞好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试点,用“点”上经验,指导“面”上工作。根据这些指示精神,郎岱县委决定组织工作组,以六七小乡作为试点。

 何谓六七小乡?土改后,郎岱县行政区划作了大幅度调整,将全县十八个乡(镇)划为五十个小乡,安乐乡的第六第七两个村合并为一个小乡;第六村地处青菜塘坝子,第七村地处花德河沿岸,两个村不便冠以地名,故命名六七小乡。全乡面积:从东面的新寨到西面的羊角桥长约12公里;从南面的江家寨到北面的老虎冲长约10公里。全乡分16个自然村。第六村系第一批土改,第七村系第二批土改(全县土改分四批),两村群众基础好,已发展了党、团员,建立了党支部、团支部、妇代会、民兵连等组织,配备了三个乡干部—党支部书记兼乡长褚国安、副乡长韦应召、文书朱应文。第六村靠近县城,便于县委领导;第七村地处低热河谷地带,土地肥沃,水源充足,素有粮仓之称。

    根据该乡具体情况,县委决定组建一个相应的工作组。所抽调的人员几乎涉及县机关所有部门。初入村时抽调的人员有县委宣传部的王洪昌和我,组织部的夏广山,县委秘书室(后改为办公室)的胡家骥,县团委的蒋天民,县妇联的夏治兰、徐光翠,公安局的任文清、陈大舜,法院的朱德民,农业局的龚敬盛,粮食局的邓光明、卢邦文,银行的朱祖文、邓克荣,供销社的陈甲寅、宋芳兰,共17人组成。后因工作需要或其他原因,有的人员被调出,又先后调入黄协中、马家昌、国启勋、李志高、王化普、贾仁恕、宋鼎元等同志。1955年春,我调回机关后,又调入罗克卫和谭伦同志。整个工作组成员除王化普、任文清、邓光明年龄稍大而外,其余都是20多岁的青年;又刚经过土改运动的洗礼,大多数同志思想好,干劲足,组织纪律性强,朝气蓬勃,作风过硬。

 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前无古人。当时,称互助组是社会主义萌芽。但如何开展运动?简直是“丈二烟杆,摸不到斗斗”。好在有中央《决议》作指导。工作组大多数同志经过土改,接近群众,发动群众较有办法,加上作风过硬,终于打开局面。入村后,我们一方面如饥似渴地学习《决议》和报纸转载的外地经验,特别是贵州省委在贵阳市白云区和安顺地委在安顺县华严乡的试点经验,另一方面分头深入农户,扎根串联,广交朋友,了解情况,做到心中有数。如每个自然村有多少农户,共多少人口,人强马壮的、有困难的、特别是需要救济的各有多少户;地主、富农有几户,是否守法;土改期间涌现出多少积极分子,姓甚名谁;有多少田地,每幅田地座落何处,水源、肥力如何;有多少耕牛,谁家牛大,谁家牛小,甚至谁家婆娘能干,又懂理,谁家婆娘最难缠;谁家的狗光叫唤,不咬人,谁家有“缩头狗”,要特别注意等等,这些情况都搞得一清二楚。因为掌握了实际情况,开大小会都能有的放矢,“壳壳斗米米”,没有空话、套话,所以群众最容易接受,从而对工作组倍感亲切,干群之间亲如家人。有了素材,文章就好做了。这一段,我们叫做“吃透两头”。紧接着以《决议》为依据,以宣传组织起来的优越性,揭小农经济的短。当时最流行的理论是:“小农经济是十字路口经济,如不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就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又要出现千家穷,一家富的局面,贫雇农又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反封建、土地改革将前功尽弃。”最生动的比喻是:“小农经济是三月桃花一时红,风吹雨打一场空。”联系真人真事进行讨论,最终把广大群众的思想统一了起来,激发了群众办互助组的积极性,群众纷纷要求加入互助组。接着就是具体实施、组织互助组。如果说宣传发动群众是软任务,真正组织互助组就得下硬功夫。因为互助组要坚持“自愿、互利、民主管理”三大原则。每个组又要做到骨干搭配,强弱搭配,还要坚持“从少到多,从小到大,从低到高”的方针。强迫命令、急躁冒进不行,强扭的瓜不甜。但是强调自愿,放任自流,势必形成家门组、亲戚组、中农组,把有困难的贫农排斥在外。如果出现这种局面,就是吃“夹生饭”,达不到互助目的。因此必须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使群众的觉悟同领导意图统一起来。我负责在江家寨搞所谓“点”中之“点”,先走一步。经过了解,该自然村有15户,其中,党员朱学文、村长周顺安、民兵王国忠、生产能手赵如富、周春庭等都是政治上或生产上的骨干。因此,我就向他们讲解天下农民是一家,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团结互助,共同发展生产的道理。在做通思想工作的基础上,由朱学文、周春庭各组织一个组把骨干和困难户合二为一,实现了骨干牵头、强弱搭配,团结互助的目的。

    经过一个冬春的努力,全乡所有农户都组织起来了,无一单干。大的自然村组成三、四个组,小的自然村最少也能组成两个组,全乡共组成45个组。经过1953年“双抢”、“三秋”的考验,所有互助组都得到巩固提高,困难户的困难基本解决,少数懒汉、二流子也得到改造。地主、富农也全部参加互助组劳动,同工同酬,但不能当组员,不能参加群众会议。

    1953年底,经过分析排队,以朱学文、陈永隆为代表的常年互助组,约占1/4。其特点是:有核心领导,能联系群众;有民主生活习惯,有技术分工,评工记分基本合理,常年固定;能响应国家号召,有少量副业(烧石灰等)和积累。其余为临时性互助组。其特点是:有组长和骨干,有简单生产计划,评工记分不够合理,不管劳动力强弱、技术高低,都是工换工,农忙就干,农闲就散。全乡没有一个有名无实的空架子互助组。

    1954年下半年,开始组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仍然用“点”中之“点”的办法,由国启勋同志到花德河自然村,以陈永隆互助组为基础,吸收该村其他两个组参加,约50多户农户,办一个初级社。其过程是:首先宣传动员,发动群众报名入社;其次民主选举以陈永隆为主任的管理委员会,配备会计、出纳、保管等专职人员;其三民主讨论合作社章程,共同遵守;其四处理具体问题,土地除按人平均留出自留地外,各家土地全部入社,按产量的50%分红,耕牛、农具折价入社,合作社分三年负责还清价款,土地上的林木随地入社,成片的折价入社,成材后集体和原林木所有者按比例分成;其五建立生产组织,50多户人家生产不能搞鸭子翻田坎,老婆孩子一起上,因此,必须劳力分组,田地分片,社管会向各组实行定时间、定任务、定质量、定报酬、定奖惩、定检查等等。初级社就这样建立起来了。1955年春我调回机关,由国启勋同志任工作组长,继续抓好初级社巩固提高工作。

    工作组不单纯搞互助合作试点,对其他突击性的任务,同样进行试点,搞出样板,然后县委再召开全县三级(县、区、乡)或四级(县、区、乡、村)干部大会,进行全面部署。如实行义务兵役制,粮食统购统销,组织群众入股办供销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等,我们都先搞出样板,供县委参考。1953年实行义务兵役制,县委要求我在三级干部会上介绍经验,我把工作组的作法,各阶层、各种人的反映,最后收到的效果,逐项梳成辫子,用群众生动的语言整理成文,发言后,得到与会者的好评。

    值得一提的是工作组的良好作风。全组从始至终都保持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作风,始终把人民群众视为主人,不管什么工作,都是反复交待政策,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一旦群众掌握政策之后,就由群众当家作主,从不包办代替,更不强迫命令,因此干群关系,党群关系十分融洽。工作队员之间,除了寻开心,出洋相之外,没有个人成见,不闹无原则纠纷,更谈不上争名夺利。走后门这样的名词,根本闻所未闻。大家争办实事,两年多的时间没有一个人擅自离岗,请假的也很少。一年到头没有节假日,都是白天下地,晚上学习或开会。每人都有三件宝:手电、草鞋、木棍。因为每天下村一般都要晚上12点钟左右才能回来,没有草鞋不行,而没有木棍,进村后被群狗围攻时就难以招架了。

    在生活上也是丰富多彩的。1952、1953年,还在实行供给制,伙食标准是高干吃小灶,县团级干部吃中灶,其他干部吃大灶。大灶的标准是:每天半斤大米,两角菜钱。工作组只有王洪昌(副县级)够中灶资格,其他都是大灶标准。我们自己动手,挑煤挑水煮饭都是轮流值日,当时物价又低,10多块钱买一头小肥猪,3、4块钱买一条狗,1块多钱买一只鸡,因此伙食搞得很好。杀鸡是常事,偶尔也杀狗、杀猪。有时还上山打野猪,因为当时何家寨、凝沟水、羊毛冲一带野猪不少。这一项任务王洪昌唱主角,因他是老八路,枪法好。我虽然枪法不算好,但积极性高,跑得快,又能爬山,勉强当配角。每次出动都能发现目标,可惜没有捕猎经验,野猪打不到,只好弄几只斑鸠改善一下生活。我们也利用休息时间搞些娱乐活动,如比赛跳高、跳远;机关搞球赛我们也参加,但打完球当天就归队,一点不耽误工作。全体工作队员都是好样的。相对来说,陈甲寅、国启勋、马家昌、夏治兰等同志表现更突出,他们吃苦多,工作细致,群众关系最好。我因为搞“点”中之“点”,每项工作都要搞出个子午卯西来,又负责向县委写简报,完成一项中心任务要写总结,每个星期要向县委作一次口头汇报,年终还要全面交待,因此得到深刻锻炼,受益不浅。

    当年参加工作组的同志,有的已经作古,健在的都加入了“白发大军”。回忆当时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生活作风、组织纪律,实在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但愿后继有人。


会员登录
登录
我的资料
回到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