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详情

马德里外交回忆录——选自《六枝文史资料选集(七)》

2019-05-09 09:03浏览数:603 

马德里外交回忆录

作者:宋选铨

 西班牙京城马德里是我做外交官的第一个地方。在我记述我去马德里以前,我要先把我为什么要去参加外交官考试和我如何考取外交官的情形略述一下。

    毕业三个师范学校    改行任军部英文秘书

    我是毕业了三个师范学校的人,先是贵州省立贵阳师范学校,继升入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后又升国立北京师范英文研究科毕业,于民国十六年取得文学士学位。因我连续受了三个师范学校的训练和培植,所以我在北京师大取得文学士后,一心只想找一个好地方、好学校去教书。当时听说湖北武昌和汉口对中学教师的待遇最好,我曾在武昌进了四年的学校,所以我回到武昌去找学校教书。但我到了武昌的时候,该地为亲共产党的人所盘踞。我会见一些老朋友,请他们替我介绍学校去教书。他们不但不介绍,有些人反以恶言相加,说:“你来教书吗?教书便是不革命,不革命便是反革命。你是反革命分子,休想在此活动!”教书成了反革命,我知道武汉的情形已不正常,不宜居留。当时宁汉分裂,南京当局已对武汉实行经济封锁。食盐奇缺,物价高昂,人民不能安居。但南京与汉口的交通尚未断绝。我即离开武汉,乘轮东下,至南京找教书工作。

 我到南京后,仍请友人介绍至中学教英语。但友人颇为诧异。他们对我说:“南京是东南大学的势力范围。你在北京师范大学毕业,怎来南京教书?”我听了这话也深为惊异。因我脑海中从未有教书亦有势力范围之说。我一向认为一个人只要他的书读得好,处处都可教书,不会受人排斥。不想现在发生困难了。我问自己:“怎么办呢?”我已花费了许多旅费才来到此地,如不能教书,我只有另找别的工作。南京现已成国民党政府的首都,许多机关可能需要英文人才。我不妨在报纸上看一看,有没有适当工作的广告。很巧,第二天,报上便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招考编译的广告。我立刻去报名,随即参加考试。规定要考二天。我考了一天,自觉考得不坏。第二天再去考试,但见政治部门前贴一布告,说:“兹因政治部改组,不再招考编译。曾参加考试者勿庸继续考试”等语。我只好颓然而返。不知何以为计。偶于友人处遇贵州同乡何朝宗君,渠闻我说教书不成及投考中断等事,慨然对我说,他知道我在北京是一个用功的学生,他愿保举我在何应钦将军处做事。当时何应钦将军是国民党革命军第一路军总指挥。何朝宗先生正担任总指挥部副官长。我不知他要保举我做什么事,我只要有事做就好。所以向他表示感谢后即辞出。数日后,我收到一个任命令,任我为第一路军总指挥部上尉英文秘书,实出我意想之外。我到任后,始知月薪为大洋(即银圆硬币)七十五元。总指挥部内并无英文公文,仅阅读英文报纸,向何将军报告中文报上所无而英文报特有之新闻和社论而已。我每月以十元寄回家中,奉养父母。以二十元寄北京师大同学蒲鸿基君作学费。因为蒲君入师大二年后,其家在贵阳所开商店忽然倒闭。如我不予资助,他将失学了。我并将此种情形报告我的父母。父亲回信说,这是好事,他十分赞成。我留四十五元自用,已够开支,当时伙食费每人每月不过七八元。

    我当这个英文秘书的时间只有六个月。民国十六年秋天,我入国民革命军第一路军总指挥部时,北伐的蒋总司令为情势所迫,方才下野。江南地方由三个总指挥即何应钦将军、李宗仁将军和白崇禧将军三人共同主持军民大政。何总指挥并兼任浙江省政府主席。他拟将第一路军调至上海杭州一带驻皮。但该军尚未移动,孙传芳军忽然偷渡长江,巳至龙潭。何将军联合李宗仁将军与白崇禧将军分别调动所部军队,将孙传芳军包围。何将军亲赴前线督战,卫士多人受伤,战况异常激烈,孙军终于投降。南京始转危为安。此战如多打十五分钟,则革命军之枪弹亦将打尽。此战如不幸而败,则东南河山仍归军阀割据。国民革命是否能成功?不无疑问。大战之夜,炮声隆隆,南京城内,亦可听到。但我在总指挥部内酣睡未醒,全不知道。次日,何副官长对我说:“你好大的睡党!昨夜南京城几乎失了。大家都起来收拾行李,只有你一人酣睡未起。”我环视同事的行李,果然都已收拾好了。

    龙潭战役后,何总指挥赴杭州,履浙江省主席新任。总指挥部秘书长王淑芳、秘书刘健群和我随同前往杭州。我们受到浙江省政府委员蒋梦麟等之盛宴欢迎。真是“小星跟着月亮走,沾光不少!”我是初从大学毕业的人,骤得名人政要的宴会,不免受宪若惊。当时我深深领会到国内政权实际掌握在军人手里,可谓党、政、军三者,惟大的军人乃能三位一体,因大的军人都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兼省府主席,同时又是军队总指挥。文人在政府中只居附属地位。

    何总指挥就任浙江省主席后,致电下野后赴日本之蒋介石先生,仍称他为蒋总司令。蒋先生在日本想和宋美龄女士结婚,但缺乏结婚经费,何主席下令浙江省政府汇十万元至日本,交蒋先生使用。总司令下野,贫到不能娶妻,其廉洁耿介,使我吃惊。

          军事机关变动大   投考邮局任邮务员

    民国十六年底,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决议请蒋介石先生复任革命军总司令之职。次年年初,蒋总司令复职后,将国民革命军改组,第一路军总指挥部取消,何总指挥调任总司令部参谋长,所有总指挥部人员以原阶级调总司令部工作。总指挥部秘书室人员,除刘健群一人仍任何将军之待从秘书外,秘书长王漱芳及我依照命令应至总司令部报到,请分配工作。但我们二人均不愿至总司令部工作。王漱芳要求仍跟随何将军,何允之。我因军事机关变化太快,何将军虽系公忠体国的人,但我若依靠他,随他升沉,殊非自立长久之道。我不如在文职机关,另找一个固定工作。当时工作固定而待遇较高的机关首推海关,次为邮局,再次为银行。海关与邮局因清末由西人管理,故待遇较高。国民政府成立之初,即开始以我国人替换外国人。邮政总局局长原为一法人铁士兰君担任,已改派刘书藩先生代替。刘局长以邮局业务发展,正招考邮务员。余经考试,遂转入邮局工作。当时我国邮局职员之等级为邮务长、邮务员、邮务佐、邮务生及检信生。信差乃工人,并非职员。邮务员之待遇由月薪八十三元起,可增至七八百元。邮务长的薪水可高达一千余元。较政府特任官最高薪体八百元更高。

    我入邮政总局工作三月后,深觉工作简单,且有机械性。有一天,我和一位资深的邮务员校对一件公文。我发现原稿上有一别字,核稿人未予改正,余即提笔,拟予改正。但共同校对的那位同事阻止我,不许我改正。我说:“我们既然知道这个字是错的,为何不可改正?”他说:“错是他们的错,由他们负责。我们无权改正他们的错误,我们只校对抄件是否与原稿相符,即算尽了责任。”因这个同事年资比我深,所以我虽然不赞成他的意见,也只好照他的话办理,就让这个字错下去。我想,受文的人,见到这件公文,假如他批评邮政总局低能,办事效率不好,连我也被骂了。因此我对邮政总局这个机关感到厌恶。邮政总局的同事,因待遇好,大家下班后,时常互相请吃花酒。就是大家宴会的时候,不但主人要叫一歌女站在他背后唱歌助兴,连被请的客人也同样叫一歌女来唱歌。我不愿叫歌女,反为大家所笑。要叫歌女呢,又非我心愿。因当时我还是书生观念,认为歌女就是妓女,和妓女来往是不道德的。我一方面感觉这个生活与我的兴趣不合,他方面又感觉邮局的工作令人厌恶。我想人生要做点有意义和有价值的事。邮局虽然是一个金饭碗,但这样的腐化生活,不值得留念。我想,我还是去教书比较有意义,更为有价值。主意打定后,便向邮政总局刘局长递上一辞呈,说我想回贵州去教书,请准予辞去邮政总局邮务员之职。总局局长刘书藩先生见到我的辞呈,十分诧异。他召我去,当面对我说:“邮局这个机关,不易进来。进来的人便是得了一个金饭碗。别人求之不得。你年轻有为,既然来了,又要出去,实在可惜。假如你想回贵州,我可派你去贵州邮务管理局工作。可仍然保持你的邮局地位。”我对他说:“谢谢局长的好意,但请不必如此。”旋即辞出。

          放弃邮局“金饭碗”    改考外交官

    次日,我正准备回贵州的时候,忽见报载外交部要举行外交官考试,考取的人即可派驻外使领馆服务。考试日期约在三个月后,我看了这条新闻,心中暗想,如能去外国当外交官,比在国内教书更好。即不谈待遇如何,单谈到外国去可以增加见闻,开扩心胸和眼界,也不辜负此生。报上又载,外交官考试的内容为先考普通科目,有国父遗教、中国历史地理、外国历史地理、国文和外国文等。录取后,再考专门科目,有一八一四年以来欧州外交史、中外条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概论、比较宪法、国际公法和国际私法,共计八科。这八科我都从未学过。我仔细思量,考外交官重要的一科是外国文。外国文不是短期几个月能学得好。我曾认真学习英文十年。在北京师范大学英文研究科毕业时,我的成绩为一班之冠,所以我对英文不怕考试。至于专门科目八科,我虽未曾学过,但已有中文书籍,我可以自修应考。现有三个月的自修时间,我不妨努力自修。此次应考,恐难考取。但可了解是些什么题目。下次再考,当可考取。正好,此时我已离开邮局,并无其他工作。可全心全力去学习。主意决定后,即至中央大学图书馆借阅此八科的书籍。必要时另买几本参考书参阅。每日上午八时至十二时,下午二时至六时至图书馆看书。夜间七时至十时在家里看书。当时我在成贤街租了一间屋作为我临时的家。该地距中央大学甚近。中大图书馆藏书甚多,馆内清静,最好阅书,所以我白天去该图书馆看书。每看一书我必作一笔记,将书中要点记录,所谓“眼到、手到、心到”是也。每书阅完后,再取笔记一阅。如笔记有不清白的地方,再取原书予以校正。校正后再阅一次,全书要点即已记得清楚。如此不停。三个月之后,临考之前,恰好将八科的书阅完。再取全部笔记一看,自觉各科要点均历历在心,可以应考了。

    报名投考外交官的人很多,计有三百余人,均持有国内或国外的大学文凭,且须经审合格始得应考。第一场考普通科目及外国文。考后发榜,录取者八十三人,我名列第二十八,自觉有考取希望。第二场复试,考专门科目八科,又考口试,最后录取四十三名,我名列第三十二名。外国大学毕业者仅考取冯至海及肖金芳二人。有许多留洋博士和硕士名落孙山。我不过是国内大学的一个师范毕业生,且对考试的专门科目八科从未学过。仅凭我三个月的努力自修,竟获录取,实出我意想之外。可谓“有志者,事竟成”,固非虚语。

    我考取外交官后,依照外交部规定,要在部内实习三个月,才派往外使领馆工作。我在外交部实习期间,忽遇邮政总局一个旧同事。他告诉我说,邮政总局已下令派我至贵州邮务管理局服务。贵阳方面已来信问宋邮务员为何不去报到?我请他代我向总局刘局长道谢。因我已考得外交官,所以不去贵阳邮务管理局报到了。邮政总局刘局长虽然已收到我的辞呈,仍然为我保留邮局的职位,也出我意想之外。

   应征赴马德里学西班牙语受主事待遇

    我在外交部实习期间,外交部因缺乏熟悉西班牙、意大利、丹麦、荷兰及葡萄牙语文的人才,征求愿往此五国学习各该国语文的人员。规定应征者由外交部派至驻各该国之公使馆,用学习员名义,受主事待遇。六个月后,如成绩优良,即晋升随员。随员为荐任职,主事乃委任职。我因西班牙为欧洲风景优美,人物秀丽,其语言又为中南美洲十九个国家所通用,故应征前往西班牙。

    民国十八年三月我接到外交部派我至驻西班牙公使馆的命令。因旅费迟迟不发,故延至七月始克成行。由上海乘法国公司轮船,经香港、西贡、新加坡、可伦坡、的布底、波赛至法国马赛登陆。舟行二十余日,所经之港埠,或停留一日,或停留三日,以便乘客上下,或货物装卸。由上海与我同船者有外交部派赴驻葡萄牙公使馆的主事同年薛代强先生。船经香港时,有留法学生郑彦蒸先生登船同去。我认识郑先生便是在这只法国船上。新加坡的动物园,印度洋的大风浪,的布底的黑人妇女,波赛的卖珠儿童都是我在旅行中印象最深的景物。由马赛登陆后,改乘火车至巴黎,住三日,参观鲁弗博物馆的美术品和铁塔等名胜地方后,于八月初抵西京马德里。时值盛夏炎热,我使馆代办王麟阁先生和三等秘书刘乃钧先生均外出避署,尚未回馆。使馆有一老仆名阿戛庇度,已役于使馆三十年,颇忠实勤慎。他引我先住旅馆一日,俟收拾安排妥当后,次日我再迁入使馆居住。他能说法语。我初到马德里,不懂西班牙语,所以是用法语和他谈话。数日后,刘秘书回来了。他也住在使馆,尚未结婚。他有一个未婚妻,是瑞士人,来马德里学西班牙文,准备考文学博士学位。她和刘秘书是马德里大学同学。刘秘书得了硕士学位便不再读。但这位瑞士小姐还要读博士学位。有一天,他来使馆。刘秘书为我介绍她后,她和我用英语谈话。我问她,她和刘秘书都已得了硕士学位,刘秘书又做了外交官,为什么他们二人还不结婚?她答复说:人生变化莫测。假如他们现在就结婚,不久生了子女,稍后,丈夫死了,她不是要负担自己和子女生活的责任吗?假如她没有博士学位,将来如何能支持呢?为确保未来的幸福计,她决定非得到博士学位后不结婚。我听了她这一番话后,极佩服她的独立精神。我想中国妇女的许多悲剧,都是因她们有依靠丈夫的错误观念,少这种独立精神所造成。她是我在西班牙所见的第一奇女子。

    大约一个月以后,王代办也回来了。王代办麟阁先生是一个慈祥的人,喜欢谈话。时常谈他当驻菲律宾总领事的时候如何阔绰,如何气派,怎样的资助了一些朋友,并说出他们的姓名。假如他只谈一次便罢,我倒喜欢听。但是他说了次又说一次,不知他说了多少次。稍后,外交部派郑达洪先生、刘浩先生,并由驻葡萄牙公使馆调薛代强先生(三个都是我的同年)来当西班牙使馆主事。刘浩先生因患肺病,到马德里即住医院。住医院月余后又回国。回到他苏州的家一天便死了。嗣后外交部又派蔡芳翥先生为驻西班牙公使馆三等秘书。王代办仍然不断的重复述说他的老话。因此大家对他的谈话,口虽不说,但心里讨厌。

       西班牙华侨与使馆的签证工作

 西班牙的华侨很少,但有一个很出色的女华侨,名黄马赛。她的父亲曾任我国驻西班牙公使馆代办,已逝世。他的母亲是比利时人。她和她的母亲住在马德里。她很美丽聪明,能说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共五国的语言。她的文章也写得很好,她以在西班牙的报上投稿卖文为生并养活她的母亲。我向王代办建议,请她来帮助使馆。王代办用使馆雇员名义,每月给她二百个拍舍打(西班牙钱币名),使馆有事时,请她来帮忙。后来她嫁给一个西班牙贵族,她又进西班牙外交部做事。其他的华侨有演马戏的,或卖颈串和首饰的。卖颈串的人均为浙江青田人,大约有二十余人。他们每天游街兜售,仅足糊口而已。

    我到马德里后,一方面在公使馆工作,他方面进一个语言学校学西班牙语。使馆工作不多,大家都很清闲。规定上午十时至十二时为办公时间。下午不办公。因公事少,蔡芳翥先生常睡到十二时才起床。下午不办公,所以我有充足的时间去学西班牙语文。西班牙文与法文同属拉丁系语文。因为我在武昌高师曾选法文作第二外国语,学了法文两年。所以,现在习西班牙文并不困难。西班牙语的r字母,初时读不出来,但说西班牙语,这个舌音字母非读出来不可。我每天清晨到公园去练习读这个字母,三个月后,才读得出来。

    驻西班牙使馆内从未有人向外交部作任何报告。我检阅馆内英文书箱,有些西班牙国际贸易的资料颇为珍贵,我便习了一篇《西班牙与我国的贸易》一个报告,寄呈外交部。外交部收到后又把他转送工商部。工商部来文嘉奖,出我意外。

 驻西班牙使馆的例行公事只有护照签证一事。这件事向由刘秘书乃钧办理。据他说,签证的护照不多,签证费每月不过二三十个拍舍打。我提议办签证事项让大家学习一下,每月由我们四个馆员轮流办理。王代办和蔡、薛、郑三位先生都赞成。刘秘书不好反对,就决定这样办理,由我开始轮流。我一开始便先用一本登记簿,将持护照的人名,该护照的号码,该护照签证的日期,签证的号数和签证的收费详细登记。一月以后,我将登记簿和使馆签证的印章交下次轮流办理的人。我竟收到签证费三百余拍舍打。这我才知道刘秘书办签证不予登记,所以收签证费无从查考,他可以多报少,全数收入私囊。现在我收到这多钱,我又不愿收入私囊,乃请示王代办如何处理?王说:“本馆所收护照签证费从未报部。这几个钱送部嫌太少。送给一个人又嫌太多,不如拿来大家聚餐一次罢!”这事便这样解决了。

    我学西班牙文,除进一语言学校外,又请一个女老师教会话,每周去她家三次。因此进步甚快。六个月后,有一西班牙商人来使馆询问西班牙和中国的商务。这正是我知道很清楚的问题,我用西班牙语和他谈了一点多钟,同事都很诧异。依外交部规定,我来西班牙学习西文,六个月后要考察我的考绩。王代办遵照规定办理。在他上外交部的呈文中,给我的考语为“办事勤敏,品学俱优,请准予升任随员”等语。不久,我即接到部令,派我升署驻西班牙公使馆随员。

          搬住西班牙民家学习语言

    王麟阁代办想接他的家眷来西班牙。公使馆的房间已为我们四个馆员住满。他劝我们三个年轻人,即薛代强、郑达洪和我搬出使馆,住进西班牙人的家内去学话,好把西班牙话说得很好。他并且说,只要我们搬出去住,他愿给我们房租津贴每人每月英金五镑。当时英金一镑换美金五元,共合美金二十五元。我们三人私下商议,认为住在西班牙人家学说西班牙语,办法很好。我们可以办理。至于王代办的房租津贴,我们应否接受?三人意见不同。薛代强先生说:“他好意帮助,我们自然要接受。”郑达洪先生说:“王代办喜欢谈他做的好事。假如我们受了他的钱,他到处去宣传,将使我们面子难堪,所以我们不要受他的钱。”至于我呢,我说:“即使他不去逢人便说,但我们如果受他的恩惠,便应设法报答他。我们现在不受他的恩惠免得以后去报答他,因此,我主张不要接受他的津贴。”最后,我们三人决定“各行其是”。薛君愿接受,他便接受。郑君和我不愿接受,我们二人便不接受。事情已如此决定,但尚未报告王代办。我们又决定登报征求愿意将房间租予外国男士,及有机会可学西班牙语的人家。登报之后,接到应征的信一百多封。我们三人拿这些信到我的卧室去看。我这间卧室就在王代办卧室隔壁。我们先将字迹冻草难以认识的丢开,再拿字迹端正或书法秀丽者来看。有些信说,他家里有一老先生或一老太太可和房客说话。另有些信说他们夫妻二人空时可和房客聊天。还有些信说,他们家里有女儿一个或两个可和房客说话。我们看到这类有女儿可和房客说话的信,不觉大笑。我们三人中,只有薛代强先生已结了婚。郑达洪先生和我都尚未结婚。我们不免开玩笑说:“老郑,这家有女儿一个和你聊天,你赶快去他家吧!”郑达洪先生不免又反攻说:“老宋,这家有女儿两个可和你说话,你何不就到这家去呢?”彼此开玩笑的时候,谈笑的声音不免越来越大。无意间,吵醒了在隔壁正睡午觉的王代办。他被我们吵醒,已不高兴。又听说我们要到有女儿的人家去住,不觉忿怒起来。他走来敲门。我去开门。他满脸怒容,一开口便说:“你们拿我的钱,要到外面去玩呀!”我说:“代办,你不是要我们到西班牙人家去住,好学话吗?你说,你要给我们三人房租津贴,我们三人已经商量定了。薛代强要拿你的钱,他可以拿。郑达洪和我已决定不拿你的钱。我们现在既没有拿你的钱,也没有去玩。只在这里看信罢了,你何必生这样大的气呢?”他想了一想,说道:“是的,你们并没有拿我的钱。我方才恐怕是气糊涂了,才对你们说了这些话,对不起了!”他又回他的卧室去了。他走了后,我们有点奇怪:为什么他生了大气而来,但一下子他又静悄悄的去了。他既然已回去,我们也不再追问,只选定了合意的几家前去接洽。最后我决定了一家。他家有一个十八岁的大女儿和一个六岁的小女儿。我不久即由我国公使馆搬到他家去住。

            奉调国际联盟中国代表办事处随员

    我搬进这个人家后,他们一家人,从他们的老祖母起,到他们的父母和两个小姐都对我很好。他们每一个人有空时和我谈谈家常、社会故事或报上新闻,亲切如同家人。只是他们西班牙人的习惯与我们中国人和其他欧洲人不大相同。特别是起床、吃饭和睡觉的时间,他们通常要晚二小时。我们中国人普通是早上六时起床,八时开始办事,中午十二时午餐,晚六时晚餐,夜十时睡党。西班牙人家通常是早上八时起床,十时开始做事,下午二时中餐,晚八时晚餐,夜十二时或次晨二时就寝。我初住西班牙人家,就是吃饭、起床和睡眠的时间最感不便。一月以后,勉强过惯。但住了不过一个多月,我便奉部令调署驻国际联盟中国代表办事处随员,我即离马德里赴瑞士日内瓦去了。

    我在马德里正住得很好,西班牙语开始说得流利,看西班牙报只消多翻一下字典便可阅读,对西班牙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渐渐明瞭的时候,忽然奉到外交部令调离西班牙,自己实在莫明其炒。因外交部令同时发表原署驻国际联盟中国代表办事处随员的黄正先生调署驻巴黎大使馆随员,我以为外交部不过是调我去补黄先生的缺罢了,并无其他原因。但不久我的同年郑达洪先生也奉调离开驻西班牙公使馆至瑞典公使馆。次年郑先生来日内瓦游历,他对我说我和他被外交部调离马德里公使馆,是王代办做的。我不相信,我说,我们两人并未做了什么错事或对不住王代办的事,他何必把我们调开。郑先生亦无话可说。二年以后,外交部有人来日内瓦开会,我和他谈论此事,他说:“真是王代办写信给王正廷部长请调开你们的。但他不是说你们的坏话,他是说你们很有才干,马德里使馆公事不多,你们如果留在那里,不免辜负了你们的才学。所以外交部才把你调到这个好地方来。”王代办的这封信是他的真心话吗?或者是他想调开我们,故意编造这种话呢?我真不明白他的高深了。我和郑达洪先生不要他的房租津贴,被他调开。薛代强接受他的津贴,反留住他,令人莫明其妙。他后来离开西班牙,乘轮赴马尼拉,中途失踪了,也令人莫明其妙。

          当年西班牙的政治经济与社会风俗

 我在这里,对当时西班牙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况要略为叙述一下。

    我在马德里的期间,西班牙是在国王阿尔风梭第十三当政的时候,先由一个将军名里维拉任国务总理,一切国务由他指挥,形同独裁。老百姓固然不满意,国王对他也不放心。国王终将他免职,自己直接管理政治。国王亲政后忠于里维拉将军的军人被国王或免职或调往非洲西国属地,另派一批青年军官作他的心腹。这批青年军官不得百姓的欢迎。社会上左派的势力渐渐的强大起来。左派的报纸攻击政府很厉害。西国境内已有不安的现象。我离马德里不久,西班牙即发生革命,由左派人士领导,推翻了国王。这个新政府召募国际义勇军维持他们的政权,又引起驻北非西班牙属地的佛郎哥将军回国平乱。这是后事,我不必去说。总之,我在马德里时,西班牙是在一个不安定的政治状况之下。

    当时西班牙的经济,虽系一农业国的状况,但生产很多,出口贸易尚有出超。人民丰衣足食。国家仓库丰盈。据我所知,单就果树而论,西班牙全国有橘树三千余万株,即每一西班牙人平均有一棵橘树。这橘树的种子,据说是由我们中国传去的再由西国传到美国。后来美国把它改良,我们台湾的农家近年又把美国的橘种拿来改良我们的橘子。我在马德里的时候,西国的外汇充裕,西币对美金的比值很高,对我国银币的比值也很高。这使我们在西班牙的生活很苦。同时因民国十九年间锡山和冯玉祥的军队背版我中央政府。我中央政府和阎冯的军队在河南大战,历时甚久,致使外国使馆经费未能按时发出,甚至积欠达十一个月之多。后来慢慢的补发了五个月的薪水。还有六个月的薪水永久不补发了。这个欠薪的时间正是我在驻西班牙使馆的时期。我无法拿到薪水来维持生活的时候,只好向王代办和我在美国的友人借贷。后来我虽然都还了他们的借贷款,但我至今还是感谢他们对我的帮助。至于外交部尚欠我当时的六个月薪水,我于民国二十七年回国时,向外交部索取。当时外交部次长徐谈先生对我说:“外交部无法还你的这些钱,你尽可向法院去告他。”

    西班牙的社会有两点特殊的现象。其一为宗教气氛浓厚,他一为男士喜欢斗牛。关于西班牙人的斗牛,电影和电视已有许多报导。我当时对此事的观感,曾于外交部同仁所办的《中外评论》上予以发表。我于记述斗牛时的情况及表示我的感想,说:“观斗牛士之镇静从容,心有所恃,目无全牛;视万众如无人,等生死于鸿毛;比之如赵云之保阿斗,张飞之拒曹兵,不为过也。及其东西诱牛,虚实难辨,使牛疲于奔命,是又孙吴用兵之诈也。若夫举刀刺牛,应手而倒,不亚养由基之射猿,堪比李广之射虎。风云为之变色,天地为之低昂,英雄为之鼓掌,美人为之掷花。俯仰千古,亦足自豪矣。忆昔西国强盛之时,属地遍四海,舰队号无敌。而今不但属地丧失,即本国之直布罗陀海峡亦竖英旗。国势陵夷至此,有心人尚有何心以斗牛?倘能移其斗牛之意志与敌国斗志、斗勇,移其杀牛之手腕以杀敌;则恢复其旧有之荣誉与隆盛,亦非难也。”等语。

    至于宗教气氛一点,均在教堂举行。男女恋爱,亦多在教堂认识,出教堂后继续追随。许多美女被男士追随至其家后,该女立于楼上阳台,俯视男士,而该男士则立于楼下或据墙脚弹琴或唱歌,以取悦该女士。与我国旧式婚姻由父母之命媒人之言而后结合完全不同,西班牙女子大都黑发白肤,眉目清秀,身材苗条,秀丽可爱。我在马德里所住的人家,有一个十八岁的闺女,自然引起使馆同人对我的羡慕,但因这个小姐只进过中学,未入大学,我对他毫无追求的思想,我只想向她学习西班牙语而已。我搬进她家不多几天,便逢她的生日。我为表示礼貌起见,问她,我要拿什么东西送她作她的生日礼物比较好些。我不想她很坦白的说,她需要一个手表。我本无意送她这样重的礼物,但因我的问话已经说出,他又这样的答复,我只好买了一个手表送她。我把这个故事告诉使馆的同事,他们都哈哈大笑。廿余年后,我带着我现在的太太罗玮达女士回台北。马德里时代的旧同事蔡芳翥先生也带着他的法籍太太来台北。蔡先生似乎想挑拨我的太太。有一天,他对她说,宋选铨先生曾买一个手表送一个西班牙小姐。我太太不理会他。不久以后,他又说同样的话,这次,我太太还是不理他。但以后他又第三次讲同样的话。我太太忍耐不住,便告诉他说:“宋选铨那个时候还未结婚,他是可以这样做。有一个人,他家中已有妻室和儿女,他还在外骗人,讨小老婆,那才可批评呢。”从此以后,蔡先生不再提谈这件事。我早已把它忘却,不过在写国亿录时才记起来,顺便说一说。



附记:

    宋选铨,男,汉族,贵州省六枝特区新窑乡桥梁堡人,1901年9月22日生,1906年进本村私塾,1908年随其父宋荣恩先生到郎岱入县立小学二年级。1911年其父调任六枝乡小学校长又随到六枝,进该校五年级。1915年小学未毕业去贵阳参加贵阳师范学校升学考试,该校当年录取学生60名,宋被录取在第59名。读书期间因生病回家治疗耽误功课3个月,故多读了一年。1921年毕业时,又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当年,全国各高等学校只有南京高师和武昌高师在贵州招生6名,入校后,宋向校方申请改入英文系。1925年毕业时,谢绝江西永修县中学的聘请,用武昌高师给的路费去北京投考北京师范大学研究院。该校英语系当年录取学生25名,其中20人是北师大本科毕业生,除成都高师考取4人外,宋是外校唯一考进该校研究院英语系的外地人。1927年春天毕业后,独去南京报考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编译。校方规定考试两天,只考了一天,校方便通知考生“兹因政治部改组,不再招考编译,曾参加考试者勿庸继续考试”而告吹。随后偶遇贵州同乡何朝宗,被其保荐给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一路军总指挥的何应钦,任命为总指挥部上尉英文秘书。6个月后,因国民革命军改组,第一路军总指挥部取消,遂考入金国邮政总局任邮务员。三个月后因想回贵州教书,遂辞去此职,却被邮政总局局长派回贵州邮务管理局工作,宋坚辞不受。正当要只身回贵州寻找教书工作时,忽见报载外交部要招考外交官,考试日期在三个月后,考试科目为13门,遂前往报考,但有8门宋未学过,便租房读于中央大学图书馆。考试时,报考外交官者有300多人,先考5门,录取83人,宋名列第28名。后考8门,录取4名,宋列第32名。在部内实习3个月后被派往西班牙,任公使馆学习员,受主事待遇。任主事期间,宋一边为公使馆办事,一边进一个学校学习西班牙语,同时请一个女教师教会话,6个月后,因“办事勤敏,品学兼优”,升为外交部驻西班牙公使馆随员。

    1930年5月,宋奉外交部命令调任驻国际联盟代表办事处随员,故离开马德里赴瑞士日内瓦。1933年升任该处三等秘书。同时考取日内瓦大学和国际关系研究院,攻读政治学和国际公法博士学位。1936年9月19日,与在日内瓦大学读书,能说法语、德语、土耳其语、南斯拉夫语、希腊语等5国语言的南斯拉夫籍学生罗玮达小姐结为夫妇。1937年12月,因抗战爆发奉调回国,差一门试未考,故只取得政治学博士候补人资格和国际关系研究院的结业文凭。

    1938年初,宋携夫人罗玮达从法国马赛乘船,经越南西贡、河内、昆明、贵阳、长沙抵达汉口,因外交部职员从500多人减至50人,故奉派为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办公室上校秘书。1943年辞去此职务,被聘为贵州大学教授,教政治学、中国外交史和西洋外交史三科。1946年回外交部工作,被聘为简任待遇专员并从重庆迁往南京。1949年到广州,随后只身赴印尼雅加达任侨报《天声日报》编辑。1950年去台湾。1952年以对日和会临时专员名誉回外交部。1953年任外交部专门委员,分管美洲司。1958年9月曾奉派为出席联合国第十三届常年大会中国代表团专门委员前去纽约工作。1959年6月外放为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参事、一等秘书之职。8月5日到任后兼任领事事员。1961年4月奉调回外交部秘书室工作,1969年办理“自动退休”手续后,著有20万字的《宋选铨外交回忆录》一书,由台湾《传记文学》公开法,《马德里外交回忆录》系该书第二部分。1984年病近于台北寓所。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六枝特区第四届委员会主席

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名单

(一九九三年四月十三日政协六枝特区第四届委员会第

一次会议选出)

    主   席:李逢时

    副主席:柯慧贤(女)    谭明达

                         宗玉祥(四届二次会议增选)

                                                                                         秘书长:郭保和

    常务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卢运其(布依族)   冯克强    甘宗荣

                                                                                                       田儒家    刘成学     刘希珍(女)

                                                                                                       伍 鹏(布依族)   李才生    张世坤

                                                                                                       连丰厚      吴延龙(苗族)  陈兴思

                                                                                                       汪克裕      张学中(回族)  张金泉

                                                                                                       李逢时      张雅萍(女)        宗玉祥

                                                                                                       金有光      罗 芬(女)    郑周文

                                                                                                       赵桂兰(女)     郭保和    柯慧贤(女)

                                                                                                       徐美陵       黄军育    黄秋英(女)

                                                                                                     游先进       程德元      谭明达


会员登录
登录
我的资料
回到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