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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初期的郎岱县整训大队——选自《六枝文史资料选集(七)》

2018-12-20 14:40浏览数:1164 

解放初期的郎岱县整训大队

作者:付应祥

 郎岱县整训大队是根据解放初期的特定环境组建的。其前身是郎(岱)普(定)织(金)边区游击大队,郎普织边区游击大队的前身又是郎(岱)普(定)织(金)纳(雍)水(城)边区游击队。这支人民武装从1948年8月就在云南边纵中共罗盘地委领导下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顽强斗争。1950年元月改称整训大队,同年10月编入人民解放军146团。从改编升级到146团,虽然还不到10个月时间,但确系战斗的10个月,不平常的10个月。

   1949年12月下旬,安顺军分区在安顺东关召开整编会议,把郎普织游击大队一部分队员编入普定县大队,小部分队员编入镇宁县大队,其余队员则奉命由大队长王永武率领开回郎岱待命。1950年元月14日抵达郎岱向县委报到时,县委书记陈洪涛、副县长聂殿臣、县委委员刘新民、张子元、万清洁等同志热情接待了我们并组织会餐。解放初期会餐,就是大米饭管饱,四大钵菜管了。这四大钵菜也无非是白菜、豆腐、猪肉之类。即使如此,我们也倍感亲切温暖。因为在一年多的游击生活中,长期远离上级领导,口粮自己筹,武器自己搞,游击区自己选,作战计划自己定,困难程度可想而知。一旦回到党的怀抱,既有县委直接领导,又不怕敌人干扰,自然感到百分之百的满意了。

   当时,郎岱县的行政区划是4个区18个乡镇。其中郎岱、中寨片为一区,落别、折溪片为二区,六枝、堕却片为三区,岩脚、新场,新华片为四区。四区离县城最远,处于郎(岱)普(定)织(金)纳(雍)水(城)几县结合部,下辖灵岩、龙场、明理、敦孝、吉平、舜钦、鼎兴等7个乡(镇),人口众多。区所在地岩脚既是郎岱县的重镇,又是南来北往的咽喉要地,旧政府在此长期驻有兵员,最少时也有保安团的一个大队(相当营)。因此,县委认为必须建立一支人民武装,接管保卫人民政权,遂决定我们这支游击队开回岩脚。但郎岱县已经和平解放,在解放区仍沿用游击队的番号已不适宜,我们又非正规部队,便定名为郎岱县整训大队。此番号带有过渡性质,即一面整训,一面保卫人民政权,一旦条件具备,即可升级为正规部队。接受命令后,除喻忠万和我因另有任务暂时留在郎岱外,其余人员由大队长王永武带队于元月17日开赴岩脚驻扎羊场跑马厂。与此同时,县委加派老红军孟华山(后调三区)和刚从部队转到地方的夏广山两同志加强领导,郎岱整训大队即宣告成立。

   元月22日,县委决定以朱广胜、王洪庆二同志为首,喻忠万和我参加组成两个各有七八个人的接收组,分别接收三、四两区的国民党政权。我们同时从郎岱出发,当天夜宿二塘,第二天即分路到六枝、岩脚。记得接收四区这个组除朱广胜和我之外,还有张兴益、朱廉、王恩承、汪克鄂、朱建疆、张祖荫等同志。因为贵州当时系和平解放,旧政权及其社会基础原封未动,郎岱仍驻有国民党249师,岩脚驻有一个保安团,而我方除了六七十个地方工作人员和两支游击队外,并无一支正规部队,所以接管的方针是:稳定上层,争取中层,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开展工作,原则是:宁可添点小麻烦,避免出现大麻烦。木着这些精神,到岩脚后我们一方面对国民党区长李锡钢、仓库主任皮华齐等人进行安抚,令其准备移交,听候安排;另一方面则向广大群众,各界人士宣传第二野战军的约法八章和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号召各行各业安心生产,稳定秩序,用实际行动迎接人民政权的建立。大约元月底,万清洁同志又带领王敬嗣、郭臣谦等10多位同志到岩脚成立了郎岱县第四区人民政府,县委委员、区委书记万清洁兼任区长,朱广胜任副区长(后任区长)。同时将整训大队调进岩脚,驻扎在万寿宫,紧靠区政府。

   整训大队的组织情况是:大队长王永武、副大队长杨鹤鸣、指导员夏广山,我负责后勤工作,另有5名警卫人员。下辖3个分队,每个分队3个班,每个班12名战士。一分队长宋崇书,二分队长刘绍斌,三分队长杨忠福。三月底杨忠福到二台坡抢人被逮捕法办后,我接任三分队长,王士俊接管后勤工作。三分队除分队长外,其余干部有副分队长王顺舟、班长徐家国、吴德先、王洪泉等。

   武器装备是:捷克式轻机枪一挺,汤姆式冲锋枪两支,各种牌号的手枪10支,步枪100支左右。这些武器都是游击队自力更生搞来的,牌号极为复杂,手枪有美造大拉八、德造二十响、比造三保险、大镜面等;步枪有日本三八式大盖、帝俄时的老俄枪、苏联的新俄枪、捷克式、比造枪、鸦片战争时代的老九子枪、国内的中正式、汉阳造、广东马枪、川造枪、省内周西成时代的赤造枪、邓造枪、板成式等。最伤脑筋的是弹药缺乏,每支枪最多不过50发子弹,少的只有10来发。不管如何困难,七九弹还可想点办法作些补充;三八大盖、新俄枪、老九子枪打的不是七九弹,又无法向外国购买,消耗一粒少一粒,子弹打完枪也报废。因此,全体战士都知道子弹来之不易,不到万不得已时是不随便开枪的。假如有人不爱惜子弹,随便浪费,轻则挨批评,重则受处分。比如三分队队员杨绍荣,打起仗来爱放联珠炮,大家给他取个外号叫“炮手”,几乎被开除队籍。

   供给方面,条件就更差了。因为刚解放,人民政府尚无过多的财政来源,所以每人每天只有20两(老称)米票,三斤柴票,五分钱菜金。因此除糙米饭能吃饱之外,副食是上顿白菜辣椒盐巴,下顿又是盐巴辣椒白菜。至于穿的,仅有少量缴获的棉军装,其余的都是队员从家中带来的破旧衣服,而且连替换的都没有,不管气候如何变化都是老一套。冷天,穿单衣的同志冻得受不了,有人就开玩笑说:“人怕冷,就是鼻涕不怕冷,越冷越往外流。”到了热天,穿棉衣的同志又开玩笑说:“穿棉衣最舒服,太阳晒不着肉,穿单衣才热得难受。”被褥也少得可怜,常年全靠睡草窝过日子,所以每个人身上都有虱子,我们称之为“革命虫”。生活虽然如此艰苦,但由于干部战士有福同享,有祸同当,谁也不怨谁,所以队伍不但很少减员,而且始终保持旺盛士气。

   在组建整训大队时,老骨干队员艾永沧同志还发动少数民族组成了约30人枪的队伍,称为边胞队,由大队统一指挥,配合行动。大队升级后,边胞队即解散回家参加反封建斗争,在另一条战线继续战斗。不幸的是队员杨亮成在传递情报时,被反动派杀害了。

   整训大队刚建立,就进入紧张的战备状态。因为贵州系和平解放,各种反动组织及社会基础原封未动,国民党省主席谷正伦逃亡前夕,曾召集军警宪特头目及恶霸地主制定了所谓“应变计划”,侍机反扑。特别是以反动军官为骨干,地痞流氓为基础的保安团从未尝过解放军的铁拳,根本不把我们这些“土八路”放在眼里,因而不断寻衅闹事。1949年除夕之夜,他们以酒盖脸,瞄准整训大队驻地文昌阁一个劲地放枪。当时我们本着宁可添点小麻烦、避免增加大麻烦的原则,尽量克制,不予理睬,他们才自动收场。与此同时,土匪也到处打家劫舍,弄得民不聊生。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对付叛乱,一方面要剿匪安民。即使晚上睡觉,枪不是枕在头下就是抱在胸前,一挺机枪常常压满子弹,随时准备射击。有一天,土匪在卜底打家劫舍,我们立即派队追剿,击毙土匪一名。才过几天,土匪在锅厂拦路抢劫行商,我们又击毙土匪一名。一分队在高桥追剿严伯昌股匪时,活捉土匪两名,这一次,我部战士陈绍芝负了伤。这段时间,我们清剿的多是以抢劫财物为目的的经济土匪,三月份以后面对的就是政治土匪了。

   在我们忙于整训、剿匪之时,敌人也没有睡大觉。他们趁入黔人民解放军入川参加成都会战和入滇声援卢汉起义、贵州兵力薄弱之际,紧锣密鼓地实施所谓“应变计划”,互相勾结,蒙蔽群众,普遍组织土匪武装,进行反革命叛乱。据不完整的资料记载,1950年3月郎岱全县共有叛匪9大股,77小股,而四区就有4大股。即:罗湘培为司令的反共救国军第八兵团,约3500人;西南情报总站副站长、八县游击总指挥部参谋长、舜钦乡土皇帝安克庚部约430人;龙场乡大恶霸、反共救国军游击纵队金大成部约2700人;郎岱普定结合部大恶霸张敬吾、陈其群组织的反共救国军第五纵队约2500人。他们下有支队、大队、分队等组织,每个乡最少有一个大队,最多的有四五个大队,每个保都有中队或分队,每个甲都有匪众。

   3月下旬,根据群众提供的准确情报,叛匪已经组织就绪,月底将公开叛乱。区委当机立断,整训大队及政府机关全体人员27日全部撤出岩脚,只留汪克鄂、朱建疆二人留守。匪首罗湘培果然于30日纠集匪众从普定开进岩脚,张贴出反共救国军第八兵团布告,杀害了汪、朱二位同志。4月1日,解放军134团从郎岱方向、146团从普定方向围攻第八兵团时,我队奉命随134团进攻。战斗于下午4点左右在高桥打响,黄昏时分即攻进岩脚,匪司令罗湘培带着残兵败将狼狈逃窜。我队遂于4月3日围攻土匪盘据的燕子洞,当天下午战斗结束,活捉了恶霸汪秀夫。4月下旬,解放军45师135团从毕节方向横扫毕节、安顺两专区结合部的土匪据点,23日进入郎岱县境,围攻天险窗子洞,我队又奉命参加。经过5天5夜围攻,这个在国民党时代五属会剿未打开的天险,于5月2日被我军攻破。上至匪八县游击总指挥部参谋长安克庚、保安团营长(自称团长)安定及其家属,下至伙、马伕600多人无一漏网。我们共缴获子弹1600多箱,轻重机枪、长短枪、迫击炮等武器400多件。因为解放军急于奔袭织金大匪首李明山盘据的白马洞,即指定我队和四区政府负责处理善后,发动群众搬运洞内保存的10多万斤粮食。

   接着,我们奔袭了中统特务陈光远的老巢湾河。班长余土洪冲锋在前,一枪击毙了匪首郭群英,战士王永康裤腿被打穿两个洞照样跟着冲锋。只用10多分钟就完成了战斗任务。奔袭匪支队参谋长张森老巢张家寨时也只消耗十多发子弹即将该匪击溃并活捉土匪一名。在岩脚半边街伏击龙兴范匪部时,100多土匪陷入我们设制的口袋,可惜袋口尚未扎死就过早打响,只活捉土匪一名。5月上旬,匪势特别猖獗,二分队长刘绍斌经匪首龙兴范策反,准备版变投敌,但这个叛徙还来不及里应外合就被逮捕了,他的几个死党也被下掉了枪,从而避免了一次重大损失,可惜撒退时来不及将其带走,刘绍斌即投靠土匪任大队长,两个月后才被逮捕镇压。匪八兵团司令罗湘培在岩脚被击溃后,经过周密策划,纠集了郎岱县境保安团团长李成举、王孝传、李挂春、周成刚以及金大成、陈光远、严家荣、夏其辉、张森、王明光、刘世泽、陈其群、李朝阳、肖向夔、陈应儒等大小匪部3000余人,倾巢出动,企图一举吃掉三、四两个区政府及其武装,占领大半个郎岱县作为根据地后攻占全县,实现其所谓“应变计划”。岩脚首先打响。古历四月八(阳历5月23日)是一个传统节日,我队在岩脚吃过早饭正准备转移,突然枪声四起。大家抬头一看,只见周围山头全被土匪占领了。我们立即意识到土匪居然主动进攻,来者肯定不善,必须认真对付。因为人少,只好集中兵力据守文昌阁、田家寨、小街袁家碉、老街彭家碉等四个据点。打了两天,击退土匪几次冲锋后,土匪便只在山头放枪,既不敢靠近,也不敢冲锋。鉴于敌众我寡又无援兵的情况,队部遂决定27日拂晓突围,撤回郎岱。但估计距岩脚两公里的二道水是匪首夏其辉家住地,必有重兵把守,于是准备在那里决一死战。27日夜间,所有枪支都压满子弹后,我们便猛打猛冲,想一举突出包围圈,谁知接近二道水时,竟毫无动静。原来土匪正在睡大觉,连哨兵都没有,我们便象行军一样走过二道水,到了距岩脚约20公里的上营盘吃完午饭后,土匪才赶上来。上营盘是一条无险可守的小街,区委书记万清洁、大队长王永武便指挥大家占领了制高点,掌握了主动权,居高临下,狠揍土匪。战斗到黄昏时,土匪见捞不到什么便宜,便夹着尾巴跑了。我们也从容撤出阵地,宿营头塘。头塘是一个仅有几户人家的村子,且两面是山,仅中间是通向郎岱的必经之路,地形对我非常不利,只需两头一堵,就别想冲出包围。可是土匪没有跟上来,我们趁机安安稳稳地睡了一夜,第二天仍继续向郎岱方向前进。过二塘时,估计又有仗可打,我们便作好准备冲进二塘街。街上的叛匪竞吓得四散逃命,匪首令狐俊怕坐骑被俘,竟卸掉笼头任其乱跑。待我们下完翻庄坡,涉过月亮河,抵达滕家寨,匪徒才聚拢在二塘垭口喳呼一通了事。当晚我们便安全返回了郎岱,向县委交令。这一仗前后经过四天,除消耗大量弹药外,牺牲了副大队长杨鹤鸣,战士李民安、安顺地委派来的干部龙腾等三位同志。

   我部跳出包围圈之后,土匪即集中全力围攻三区。可惜三区领导同志固守六枝大、小屯,结果被土匪攻下,副区长王洪庆、区队长杨英学、工作人员付礼生、刘春芳、刘洪宾、范晋德、詹斗南等同志光荣牺牲了。

   我部回到郎岱之后,奉命随解放军146团三营以及兴义专区扫荡土匪进入郎岱的151团在县委书记陈洪涛同志统一指挥下从折溪、纳骂、落别、大用一线,把所有土匪赶到六枝,以便全歼。30日迂回到六枝,围攻三区的土匪闻讯后仓皇逃遁,我即跟踪追击,直到岩脚。经过这次追剿,所谓“反共救国军八兵团”即告瓦解。我三、四区人民政府得到巩固和加强,新组建了区队,并采取访贫问苦扎根串联的办法,深入发动群众,普遍组织农民协会和乡村政权,建立各级民兵组织,全面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退帮工帮粮等各项运动,残余股匪多数被迫缴械投降,少数顽抗到底的终被镇压。

   6月上旬,整训大队的夏广山和我分别被调省、地学习新区政策,后转地方工作。7月,整训大队改为武工队,直接归146团指挥。从此,武器得到补充,并且还发了军装、被褥、蚊帐、胶鞋、肥皂、牙刷、口缸等。很多战士第一次学会刷牙,身上的虱子也被消灭了。伙食也大大地改善了。每顿的馒头、包子、饺子吃起来别有风味,猪肉几乎天天都有。虽然战斗仍很频繁,但清一色黄军装,背上有背包,脚下穿胶鞋,就很象正规部队了。于是,农村有人编山歌唱道:“骑马要骑四脚青,跟哥要跟解放军,身上军装又好看,打起枪来又好听。”

   10月份,武工队正式编入146团三营,大队长王永武转业到四区担任领导工作,一分队长宋崇书和全体战士参加志愿军出国抗美援朝。

   在那狼烟遍地、荆棘丛生的岁月里,面对众多的叛匪,我们整训大队不仅没有被吃掉,没有被吓倒,反而以最小的代价换取了最大的胜利,这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有党的正确领导;二是有解放大军作坚强的后盾;三是整训大队的战士苦大仇深,打起仗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所以半年中经历了大小战斗数十次,经受了严重的考验。在匪患猖獗时,人民群众身受其害,有的被逼为匪,有的被派枪派款,有的家产被劫,妇女被奸淫。特别是和我们有联系的则被残酷杀害,甚至满门抄斩。如现岩脚镇二中村的胡顺成(我小时候的干爹),父子三人被匪大队长付只恒杀害。我家被抄两次,继母被匪大队长尹国安抓去作人质,幸得亲友多方营救,花300块银元才赎回,父亲只好带着我的两个幼弟逃到安顺去。

   现在凡是参加过整训大队的同志,都已进入老年,有的已经年过八旬,最年轻的也过花甲了,幸逢盛世,多数生活美满,儿孙满堂,共享天伦之乐,但还有少数同志因为种种原因,生活还比较贫困。特别是杨亮成、李民安、付吉先三位死难同志尚未被追认为烈士,敬希有关部门查证落实,以慰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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