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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事商业活动的回忆与港澳见闻——选自《六枝文史资料选集(六)》

2018-12-04 08:51浏览数:221 

我从事商业活动的回忆与港澳见闻

作者:何俭伦

  我于1914年出生于郎岱县城,1919年进郎岱县立第一两等小学,毕业后因学习成绩不够好,未到外地升学。民国17年(1928年)我14岁时,父亲送我到安顺“恒兴益”商号当学徒。恒兴益是郎岱县城内东街王志熙、王竹斋、王炳章、王少函弟兄四人以及普定县的邓羲芝、丁纯武几个大股东合资开办的。当学徒得按老规矩办:先要有人介绍,然后备上礼物和祭品(鞭炮、蜡烛、猪肉、点心、酒),去到商号时先拜财神爷,再拜师父,然后由一位师兄带去见号上的学徒。学徒不论年纪长幼,先入师门为长,都称“哥”。带我去行拜师礼的是安顺的谢加洪(谢速航,当时很多学徒都叫他谢三哥),师父丁纯武当即吩咐:“今后你就由你谢三哥带,你一定要听他的话,不听话他可以打你!”当时商号的规矩是师兄打师弟只能用鸡毛扫帚打,不准用手打脚踢,否则师弟可以同师兄到师父面前评理。开始学徒,只是干些杂活,扫地抹桌,为客人、股东、师父装烟、倒茶等。我就这样过了半年,这时商号又收了六个师弟,师父又分派我去监督加工大烟。加工大烟,即是将收购来的大烟混合起来加工成小饼,每饼一市斤,颜色要均匀(红、黄、黑三个色的比例有讲究)。这些加工工人的工资很高,每天每人一元小洋,比石工木工要高一倍多;伙食也开得好,一日二餐,每顿都有酒有内。我在大烟加工处千了一年后,师父才调我到铺面学营业,一开始要学珠算的加、减、乘、除法以及斤两互换运算(那时是老秤一斤为16两),同时还要学会大、小写数字,每天下午八点以后写大、小毛笔字各一篇。我在铺面学了一年半,又在号上服务一年,就出师了,这时恒兴益在贵阳修了一座大百货门市,有三层楼(那时只有文通书局与恒兴益百货门市是高楼房),号上把我调到贵阳百货门市当营业员,负责带12个师弟。这年,贵阳学校的学生上街游行抵制日货、砸卖日货的商店,恒兴益百货门市也被砸得稀烂。当时谢速航在号上领头组织读书会,抵制日货,东家说读书会煽动罢工,把号上给读书会上课的彭载木先生和4个师弟开除了,谢速航师兄也走了,我又回到安顺铺面帮助搞营业,每月工资12元(学徒时每月只有2元的零用钱)年终还有奖金。这时大烟生意更兴隆,每年都获大利。广西、四川、湖南都有商人来安顺订购大烟,安顺四大号每次运往这些地区的大烟达数百担,恒兴益号最少一次也要运出100担。我干了三年后退出恒兴益与别人合伙跑梧州经商,运气不佳,亏了本,又另谋出路。

      1936年,我到广州找到了我大哥何伯醇(他在广州白云机场任飞行教官),想找点事做,住了一段时间,我学会了广东话,还去过一趟香港。就在这个时候,贵州商人谢根梅(曾任过贵州省主席王家烈的财政局长和湖南洪江特税所所长,算我嫂嫂的表叔)正在广东,要由广州买一批货运贵阳,要找一个懂得生意的人帮忙。我嫂嫂就把我介绍给他,说我当过学徙,在贵阳恒兴益站过柜。他听了很高兴,对我说明了他们的规矩,他还说吃用由他报销,赚了钱照分红利,在广州买什么货运贵阳由我负责采购。说定之后,郎岱同乡刘洪图(在广州做事)便带我去西壕口批发市场订货。这个市场很热闹,我向一家广源行订了一批棉绒卫生衣(新产品),每件1.88元(广州毫银,同小洋一样价,一元毫银换7角大洋),共订了20捆,一捆12打,一打12件,另外还买了些食品交运输行包装(加上运费、上税,共付出7000多元)直运梧州击捕码头“恒兴荣”商号转柳州,由于是水路,运费很轻。货到柳州后雇广西汽车运到鹿寨,广西收税机关叫补交农产税,我带的路费补税后就光了,正在为无钱把货运回贵阳而着急之时,碰上贵州运货的汽车到了鹿寨要运回头货,我找他们讲好把货运到贵阳再付运费,他们答应了,于是,我雇了两部汽车把货运到贵阳,先卸在我原来的东家恒兴益号,并请他们先垫付运费300多元。几天后谢根梅回到贵阳,还了恒兴益的这笔钱,取出货,谢委托丁镜儒当经纪人在贵阳出售,获利百分之二十五,谢对我更信任了。以后,谢在贵阳开办利民煤厂,在林东蒿芝塘买矿山开原媒供应贵阳电厂,他买了两部汽车负责运煤,安我个厂分主任之职,帮他管理一些厂务。1939年,谢又在贵阳与贵州资本家戴蕴山、刘黑乙开了一个宏昌运输公司,谢任经理,从香港买得二十部汽车分批运到越南同登,再由同登转运到贵阳。谢让我跟他去同登接车,我们于8月份到达同登。同登在镇南关(友谊关)外三公里,关内三公里是中国的隘口,归广西凭祥县管辖,是个小集市,只有一条街,住的都是本地人。当时到同登接车的很多,有贵州公路局的,有中国复兴公司(宋子文开办)的,还有个人去买的。每天我们都要回隘口办事,监口住不下,就去同登住宿。我和谢接到五部车后,正碰上日本飞机轰炸隘口,我们只得连夜从同登把车开回。白天目机顺明江、宁明州、凭祥隘口公路上空飞,见人、见车就用机枪扫,我们不敢自天行车,只能晚上行车,把车开过南宁后才敢白天行车,总算安全回到了贵阳。

    宏昌公司是押运员代学驾驶汽车,当时在内地只能走昆明、重庆、柳州、衡阳,运输货物不多。公司没办多久就亏了本,股东们就散了伙,各分一部汽车自己经营。之后,谢根梅又在香港组织了一个黔昌运输公司,他由香港来了三次电报说,要由香港押运贵州帮的大批货物来内地,但这条路线以前没有人走过,叫我去开路。来电特别提到在淡水必须半夜起程,赶在第二天中午12点之前到达沙鱼冲,再转到大鹏湾上英国船,如果过了12点不到沙鱼冲,日本陆战队一来,就只有再退回淡水了。

    我于1940年4月份从贵阳动身乘汽车到柳州,柳州转火车到衡阳,由衡阳乘火车到韶关,在韶关等了两天,才搭上货车到了老隆,在老隆又等了两天,改乘船下东江往惠州、其中老隆至河源这一段水路很不好走,有两三处要陆地行舟,水浅时要扒沙用人抬船从沙面上过。到了惠州我便坐单车往淡水,车主走田坎路时,还得下车步行。到了淡水,我按谢八爷说的半夜动身往西坑。一路上都是东江沿线的走私贩,他们只要到香港穿一套衣服回来卖都能赚一笔钱。沙鱼冲海关的半山下有一个出口,每天11点钟过关卡的人就多了。英国船一来要在大鹏湾停,这时就有小客艇去接乘客下来上岸,然后再送岸上乘客上另一条英国船,12点后开往香港,我便上了这条船。这条船到深圳后要下货,因此,我在深圳就下了船,改乘上广九的快车。出了广九站还得过海才能到香港,岸上英国人设有一个自动卡,无人看管。旅客在广九站下车后在车站特设的窗口买一角钱的过海票,售票员给你一枚硬币,同内地5分币一样大小,到卡前将硬币往机器中一投,卡子转盘就自动转动,把人送过铁竿门又复位,如果没有那一枚硬币,任何人也过不了卡子。过了卡子,坐轮渡去香港码头。旅客一上码头,一批小流氓就会盯上旅客。他们拍拍旅客的背膀,然后伸出大姆指对着旅客要码头钱,不给钱就不让过。不知内情的人都得给钱,有的给一元,有的给两元。我因为以前同刘洪图来过一次,懂得他们的规矩,就伸出食指指自己的鼻子,这表示是自己人写他们就放行了。

    到达香港已是5月份了,我按地址找到了谢八爷的住处,他不在,是他的房东李小姐接待了我。李是谢的情妇,她对我很热情,说谢八爷明天回来,并告诉我已经在六国饭店给我订好了一个单间,让我先到那儿休息。第二天她又带我上街遮各大公司,为我买了皮鞋、夏威夷短袖衬衫、长筒翻口毛袜、西洋式短裤,把我打扮成从南洋回国的南洋仔,说这样才好在香港办事。

  我在香港两个月,送了两批货到惠州,又从惠州接贵阳、黔西、大定(大方)、黔东南及重庆银行的大买办李华风等人到香港。香港是个无税港,无论是哪里来的货物都不收税,运出的货物也不收税,可是内地的税却很重,如果从香港运出一批货到内地,只要逃过内地的税就能获大利。

    我在香港过了一个新年。香港的风俗是新年三天内,青年人都打扮得漂漂亮亮走在街上,可以尽情地燃放鞭炮,说这能冲倒霉运,过了三天就不能再放鞭炮了,否则放一次会被罚款8元。

    当时的香港并不大,只有三条大街,都是围着山修的。闹市区有银行、餐厅、中环各大公司(先施公司、永安公司、新新公司、大新公司、瑞兴公司)及洋行。德辅道上电车是对开的,电车有两层,由铜锣湾到管箕湾是双道,来去各走一条道。市区还有公共汽车。那时的香港也没有很高大的建筑。我住的六国饭店只有六层楼,装有电梯,那是唯一的一家最高级的饭店,一般旅店,如海陆通,臭虫很多。大多数外地人到香港几天就要生脚病,“香港脚”即由此而得名。那时香港的妓女很多,都打导游社的名义,每个导游社都由女的组成,她们来陪玩一天,每小时二元港币。那时舞厅也很多,但我不会跳舞,故没去过。当时香港通用港币,买东西时其它的货币一律兑换成港币,兑换的行情每天都不一样,所有的钱庄、银行都用牌子标明当天的兑换比价。我们贵州去的大多数商人用的是天福泰商号换的港票,外地汇去的款多数由天福泰转存、兑换。

    香港的地形很象重庆我们的住房是在高处;站在阳台上看九龙,就象在重庆看扬子江。香港的爬山电车,是一上一下对开的,花上二角英币你就可以上到山顶,站在山顶,香港全景就尽收眼底了。香港四面被海环抱,大船来时,远远只见一点白光,慢慢地才又看见一个船枪,将近港时才看清是大船以及船上显出的某一个国家的国旗。大船驶进各自的码头,上货、下货都用小船运载,用吊车、吊钩装、卸。山上有很多外国人的住宅,都有印度人看门,不准外人靠近他们的房子。这些印度人是大红包头,身穿白短褂,腰上挂一只喇叭手里提一根木棒,有的还带一条恶狗,谁也不敢挨近他们的铁门。

    由香港到九龙只是一海之隔,每天来往的商客很多,不用办什么手续,来去都很自由。九龙也属英国管辖,那里的言业交易要到香港进行。我去过一次九龙,那是一个老城,有一个大机场,域内居民很多,但当时还十分贫穷。我还到过深圳,那时的深圳只是一个小站,但那里的航运四通八达,如沙鱼冲、葵冲、西坑、淡水、沙田、沙头角、南头、澳头、大铺等地的来往行船都在那里转。

      1940年2月分,我从香港回来,顺便由衡阳运一批川帮的货走川湘公路,沿黔江到彭水,雇山船运货,每当遇到危险的急滩,就得雇人把货抬过滩口,放空船过去又把货装上船再走。这叫“盘滩”。每过一个滩口,不到半个华里的路程每件货就要付伍角搬运费,一船货要花四五十元钱。若不用人力搬运,原船下去,只要十元钱的放船费就行了,但这是很危险的。商人们为了保险,不在乎花钱,都要“盘滩”。我们也是“盘滩”,经由有名的羊角七、下严、石角只才到涪陵。由涪陵乘船到重庆。货安全运到了重庆才结算,照沿途费用加20%提成。

  在重庆结算完后我回到贵阳,这时已是3月份了。谢根梅来信说,东江路已不通,香港的货全部运至广州湾,再由西营、赤坎转柳州运贵阳,要我到赤坎去。赤坎就是现在的湛江,那时还在法国殖民地越南政府手中。由广东麻章去赤坎只隔一条小河,河上有小桥,桥上的一头是中国岗哨,一头是越商岗哨,对过往的行人都不加盘查,但货物要有两个海关(一是越南海关,一是中国广州政府设置的海关)的关防才放行。由上海运来的货物经香港直运赤坎,再由赤坎运进内地,我们的政府是不收税的,但经过赤坎时越南海关要收一次关税,由西营上岸的货也要补一次“人情税”,这是他们临时兴的,还有很多手续,非常难办。因此谢要我到赤坎,同我师叔丁达山、师兄姜正岳组织一个“恒泰号”,把原来在恒兴益老号的师兄弟都叫回来。

      1941年4月,我们由贵阳动身去赤坎,这一次比到香港方便得多了,由贵阳到柳州,又由柳州到玉林,再由玉林步行过陆川、良田、石角、廉江、遂溪到麻章。我们因没有去过赤坎,只得在玉林找抬夫,坐轿子过去。轿夫每天只能走一站路,走了六天才到赤坎。在赤坎我们住在南华大酒店,每天的房租3.6元,加上小费每天共4.5元(广州银毫)。那时川、黔、湘去的客人很多,除了川帮宝元通的姜世端、榕江县的赖文华和???住在南华酒店,其他的人大多住二级旅馆大宝石旅馆,也有的住南星街瑞隆商行,大约有二三十个客商。我们在酒店开了一个房间作集合和娱乐的场所,每晚在那里吃瓜子、打牌、烧烟,约定每晚的房租由赢钱的那个人出。在广州湾,只有港澳的货船到了才有事可做,货不到时就可以玩。

   当时赤坎的地方不大,但地头蛇却很多,有两个堂口:一个锦武堂,一个好然堂,都是四川袍哥的称号,在那里也称三点会和小刀会。我在煤厂时加入了袍哥,嗨五爷,到赤坎后又由瑞隆行的行街先生(专门带客人上街的员工)带去向他们拜过码头,“走过”言语,我被他们称为自家人。因此外地商人到了赤坎都要先找我和姜世端,以后才不会受小流氓的欺负,办一些小事也不会吃亏。

     货运到赤坎办理转运手续就很麻烦了。只要一接到电报或长途电话说货物已由香港运出,就得赶紧办理各项手续准备提货。如果货到码头不去提,留在船上一天就得收一天的保管费。货由西营上岸后,就要运到赤坎办理转运柳州的手续,首先一项就是要向越南政府买“人情纸”。这个人情纸临时发的,每月一次,看货多少而定,每一个大箱算二十个小箱,一个小箱算二十个立方,不管箱内货物的价值多少,即便是一个空箱也算一箱货,每只箱收20元的人情税。意思就是由他们的地界经过需要买人情才放行,如不上人情税,他们就要扣留你的货物,让你补一次转口海关税,这个税的多少就要按你货物的贵贱来定,因此,商人们只好买他的人情纸。有了人情纸才由西营运货来赤坎入行,然后把每箱货物按一人能挑一件的重量改装,交由商行包运。商行又交当地小把头运过寸金桥,因为货由麻章起水路经蓉县、腾县转柳州必经寸金桥,而从赤坎运过寸金桥的货经常被越南警方搜查、扣留、补税或没收,所以,商行就雇当地的小把头(地头蛇)专门在越南警方盘搜的地方为商客挑货过关。寸金桥只有二十公尺长,一般的挑夫每挑一担货过桥只要一元钱,他们要收3元。请他们送货时,他们要先付货主保险金,如果这一批货值9万元,他们就先交10万押金,若货有损失货主就扣押金,若安全过了桥,货主就退回押金,同时以每担3元钱付给他们。小把头们运货(雇用苦力夫,每担只付他们0.8元)大多在夜间。四点钟或天将亮时,一声口哨响起,苦力挑着货,就立即过桥,有时越南警方发现了他们就追,但他们一般有十多人,若只有一二人来追就会被打回去,若追来的人多了,他们就跑,有时警方也追回一二人。

  我们外地的客商都希望保全货物,所以都愿意多出运费请小把头们运,货物只要过了寸金桥就可平安无事了。

      1941年12月,日本占领香港前夕,忽然之间来了一大批货,有的运到澳门,有的运到西营,我们川黔湘三省商人也运了一批货来到西营。这时,越南海关的人情纸却要到下个月才发,当月的只剩下四张了,然而有八十个商家都急着要这个东西呢!在一家咖啡厅,我正好遇到一个海关机务师,他主动问我要不要人情纸,我欣喜若狂,告诉他我要,他说要600元一张,我说600元就600元。我马上叫他同去海关加盖卡印、签字,那时赤坎通用的是我们的国币,我当场就付了钱,把4张全要了。才过了两天时间,人情纸的价从600元一张涨到了2400元一张,我自己需要一张就行了,于是我把其余的三张转手出卖,自己赚了5000多元钱。

      以后谢八爷由香港退到了澳门,因为日本占了香港运输线被卡断,抢运的物资有一批运到澳门,有一批运到了赤坎,贵重的物品如名贵药材、香烟等空运到内地。谢八爷到了澳门后,即同贵阳的资本家、黔东南的周绍阳派住香港的平越(今福泉)人杨衍之在澳门租了一间房,另外在一家饭店开了一间作办公间,谢来电要我去澳门。

     1942年3月份,我同师兄姜正岳由西营上日本商船白云丸号,坐了一天一夜,第二天下午4时到了澳门。我们住在十三层的澳门国际饭店,房间是较高级的,有卫生间,每天的房钱6元,外加小费1元,合计7元(毫银,最高级的房间吃住一天为12元)。第二天我们去找谢先生,谁知他就住在国际饭店六楼,我们住九楼。

   澳门三面临海,一面与广东省石歧(中山)县相望,中间只隔一海湾,商船从中山到澳门,必须按海面上航标灯的指引行进,才能安全靠港,否则在海面乱冲就会撞上葡政府海军设置的鱼雷。整个澳门没有陆军,只是海军部设立一个类似警察局的机关,但不管治安。澳门不大,居民全是广东人,语言大多是广东话,通用的货币是广东双毫,又叫毫银,也称白银,一元大洋可换七个双毫,其他的如港币、英币、美元等都要按钱庄、银行当天的牌价兑换。澳门没有香港那么繁华:商场很小,街上没有公共汽车、电车,只有人力车;城内也没什么风景区,只有一个跑狗场,比足球场大些。但是,澳门的赌场却是世界有名的,每星期六,澳门都有两条船到香港接赌客,星期天送回香港,因不收船费,所以从香港来赌的人很多,各国的人都有。澳门的赌场中又数中央饭店的赌场最大、最有名。中央饭店高13层,从1楼至7楼每楼一个大赌厅,可容二三百人。每层赌厅的赌注又不一样:一楼的赌注以一元为起点,越往高层赌注的起点越高,3楼为3元,5楼为5元,7楼为10元。赌场里每位赌客都有一个女招待,她们不另收招待费,但她的赌客得给她出赌本让她赌一次,赢了她就拿走,输了就算赌客的了。赌场内赌门名目繁多,有牌九、四门摊、红星宝、大小门等。大小门是三个骰子摇的,四点至十点为小门,十一点至十七点为大门,三个骰子一样的叫豹子,这是最大的。押上豹子,一元赔120元,但豹子是很不容易押上一次的。每开一盘,赌客赢了新钞赔新钞,银元赔银元,港币赔港币,不抽头,秩序很好。赌场内是不会有扒手的,如果有人在赌场内被偷了钱,赌场里的负责人就得照数赔偿,若是出了赌场被扒,他就概不负责了。如果你赢得多,他还会派保镖送你回去,保镖们都有手枪、汽车。

    当时澳门大烟是当局卖的,取名“公膏”,因此烟馆也很普遍,一般称茶话室。烟土分上、中、下三等,上等每钱要8元毫银,名为红土。烟馆中要数“锦霞居”为最上等,馆里一律用女招待,馆内还设舞厅。舞厅也赌钱,和赌厅一样,有一块银幕显示数字,来赌钱的人将钱交给女招待讲明你要的数字,她写张纸条给你,到时银幕上便会显示出数字来,对上了你就赢,对不上你就输。来跳舞的人一般买两张舞票,因为舞厅里舞女很多,只要有人进来跳舞她们就会主动邀请,如果不会跳她们还管教,所以两张票有一张就是为她们准备的,这也是舞厅的规距。此外澳门妓女很多,每个旅馆都有,名日按摩圣手、推拿圣手,每小时要4元毫银。

    澳门的黑社会也很复杂,帮派很多,除有象内地的袍哥和青、红二帮外,还有三点会、小刀会,另外还有风、火、却、耀四大骗局。骗局骗术很高明,带有魔术性。我们贵州去的商人,谢先生和黔东南大资本家周绍阳的侄子、港庄客杨衍之二人,就受过一次特大的诈骗损失了70多万毫银。事情是这样的:当时在澳门的贵州商人有谢先生、杨衍之、田达成、邓择光和我,我们都住在国际饭店,生意上的事以谢、杨为主。当时由澳门空运香烟及名贵药品到内地获利很多,因此谢、杨打出了黔昌运输公司和裕丰公司的大招牌,准备运一批老刀牌、小大英、红锡包香烟及药品到内地。一天,来了两个牙口(介绍人)说:“谢公,你们想进货吗?现在有一批货很合价,是原件未改装的棉纱。”谢推说运输困难。来人又说这批货可先运到赤坎西营,收到货再付钱,而且价钱也合适,每箱才1.2万元,如果想要的话可以先看货。二人说完就走了。第二天又来了两个牙口(其中一人是香港来的,在港时跟谢还有过交往)也是说有一批棉纱太合价,只1.2万元一箱。当时棉纱的价格在港澳已涨到2.5万元一箱,谢不相信有这么好的事,来人才说是海上缉私所得,共有56箱,如果想要的话他们可以先运到广州湾赤坎西营再付钱。临走来人又对谢说:“你好好考虑一下,想不想做这笔生意明天我们再来。”第二天那二人真的来了,还带来一个人。二人对谢说:“谢公,这位是趸船上管仓,如果你想好了要做这笔生意的话,可以先带你去看货。这些货不能在海上久留,几天就得出手,现在先由一个外国大享作主处理。谢公你怕什么呢?先收到货才付钱嘛!”说着又拿出几张税单说:“这就是郎把(号码)和麦头(货物牌子),你们照上面对清包装号就行了。”他们走后,谢、杨二人跟我们商量,都觉得收到货才付款,没有什么好怕的,于是都同意做这笔生意,并决定去找那位外国大享(大享就是洋行大班)。次日,那位拿摩温又来了,说可以先带我们去看货,谢、杨便同意了。我们来到海湾中看到很大的一支拖驳停在那里,拖驳上真有批原装的棉纱,每箱40饼。回来后谢、杨就让两个介绍人带他俩去见那位大亨。那位大享住在一幢很豪华的别墅里,看上去真是个洋行大班的样子。商谈是在大亨的会客室进行的。他说:“你们是内地商吗?我们的货只能卖给内地商,货运到广州湾去交,可以减少很多麻烦。前天潮州汕头商来,我们没卖,因为日军在港搜查很严,那边不好运货交。你们要买,只要把款调来澳门就行了。”过了一会儿他又说,“你们有没有这么多现款?我要先知道存在哪家银号才能谈这笔交易,不然的话你们是内地商,如果收到货就走了,我到哪里去要钱?”谢、杨当即说:“我们的款已由香港天福泰调来了,天福泰钱庄从1926年时就与贵州商人有了往来,至今已经20多年了。”大享听了说:“你们是贵州商人,很好,这样我就相信你们了。我可以定期通知你们到赤坎提货,但付款的问题我还要考虑一下,现在我要到澳督府去,明天下午4点钟你们再来。”谢、杨二人很高兴地回来了。因为当时柳州的行情每箱棉纱已升到7.5万元(法币),贵阳的零售价每股已涨到2800元,每箱价9万元,看来还要往上涨,在澳门这个价实在太便宜了。二人立即商定第二天去见大亨。第二天他俩去了两次大亨才会见。大享提出的两条意见使人很放心,坚信不会上当。他问谢、杨款到了没有,谢、杨说已存入玉泰钱庄了,这家钱庄是澳门最有信誉的。大享立刻打电话到钱庄证实了谢、杨确实有钱存在那里,他便对谢、杨说:“钱是有了,但最好你们去钱庄打出一张银票,定下数目,收到货后就交银票。你们看是不是同意这个条件,如果你们不同意,那这个交易就做不成了。”谢、杨生怕他退盘(货),就同意了。大亨要他们第二天去拿提货单及各项手续的汇单。谢、杨到钱庄打了银票后,次日到大享家里,见他正坐在办公室里一张写字台前的转椅上,写字台上摆了一些古董,当中有一块闪光玻璃,写字台没有抽屉,平平地挨着墙,墙上挂着一张花花绿绿的油画。他见谢、杨进来,招呼二人坐下后,开口说:“现在我又考虑到一个问题,为了减少大家的麻烦,我想问好开赤坎的船几时起航,然后通知你们,等船起航后你们就来我这里办手续。你们看这个意见如何,如果你们不同意,我也不想做这笔交易了。”谢、杨当即答应了。第二天大亨来电话说船要下午10点钟起航,要谢、杨把银票带去看清楚后才办手续。次日二人便如约前往。当下大享拿了一个信封给他们说:“你们亲自把银票放进去封好,我再在四角加盖火漆封和我的私章及密码,然后我拍下一张照片来,封筒你们自己带回去,到赤坎收完货后见有人拿出这张照片来,你们看对得上你们手中的封筒,就可以将封筒交给他,不必问来人的姓名,这样我们的帐就算两清了。”交待完后,他叫人陪杨在外面客厅坐着,将谢带进办公室办手续。宜谢把银票放进封筒,并用胶水贴好,他用火漆封了四角并加盖上了私章,写上密码。他把封筒放在写字台上,拿出照像机正准备拍照,这时门铃突然响了,于是他对谢说:“看看是不是你们杨先生?”谢起身走向门边。就在这短短的几秒钟内,他按动机关,墙上打开一个口子,把装银票的封筒收了进去,同时送出一个一模一样的封筒。谢走回写字台前,并未发现封筒有什么异样。这时大亨当谢的面拍下了照片,把封筒交给谢,临送谢出门时,这位大享还假惺惺地关照说:“谢公,在外处事一定要小心。你们是外地人我才领你们到我的这里来办手续,否则我这个地方可不是随便来的。”在外面会客室的杨已同船员定下了铺位问谢准备让谁去,谢说就让他去,并把一切事宜对杨交待清楚。杨来到赤坎,等了几天不见货到,一打听方知是个骗局,这才发现带来的提货单、密码等都是伪造的,心中慌疑,便把封筒拆开一看,哪有什么银票,当时就昏倒在地,还是同去的人送他回澳门。他到澳门后立即到银号去止兑,可银号的人找出原票说:“你们昨天取走了,我们见是本号的原票当然不能扣留,这是我们的信誉。你们去报警吧!”就这样,70多万毫银被骗走子。

    说到报警,不报还好,报了不但没有结果,反而多出一些麻烦事来。请律师花钱不说,还被一些小骗子玩弄一番,他们说帮你查到是哪一帮干的了,这样又要请他们喝茶,又要给他们报酬,结果又白花了几十元。这都不说,谢、杨二人还遭到过绑架:有人假说警方传讯,把二人骗出后关到一间空房内,准备半夜转移抛海,幸亏得一位当地的帮友打抱不平,向警方报告,二人才得救。

    事出之后,我们又收到一些恐吓信和电话,说我们是借经商为名替八路军做事的,因此我们6人于9月全部离开了澳门。谢的情妇、也就是香港的那个房东(她叫李文,两次到过贵阳),这次又和我们同行(后来得知她是骗谢、杨的内线)来到柳州。柳州警备司令部突然把我和李还有另外两个同路人全扣留了,当时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事。我和李被送到第九战区司令部桂林办公厅那里(李济深任主任)糊里糊涂地关了8个多月,谢根梅才请贵州名人卢焘向李济深主任说情。李说不知道内情,是第二处管的事。二处是一位姐苏的任处长,卢焘又向苏说明我是商人,苏说要我找一个处长作保才能放我。恰好我岳父(岩脚的金雨生)的一个老同学(保定军官大学第一期)谭孟贤在桂林办公厅任高级参谋,岳父便由岩脚将我的单人照片寄去托他作保,他才把我保释出来。但我暂时还不能离开桂林,叫我到守车队去暂住。守车队是一个贵州人当队长,他是谢的朋友,我顶了一个名在那里呆下来。到1943年12月才安全回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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